特朗普在竞选美国总统期间和当选后的一些言论和主张，给美国和世界带来了许多不确定性。特朗普真正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并将成为其执政后追求的一个主要目标是——“让美国制造业再次伟大”。问题的关键在于，特朗普推行怎样的政策，才能“让美国制造业再次伟大”。回顾过去几个世纪曾称霸世界的荷兰和大英帝国的制造业演变史，或许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在工场手工业时期，荷兰的制造业在1648年达到繁荣的顶点，荷兰也因此成为全球处于统治地位的制造业国家。当时，英国只是一个追赶者。但到了18世纪初，荷兰的工场手工业却已经远远落后于英国。从1701年到1776年，荷兰的主要产业不再是工场手工业，而是金融业。究其原因，正如马克思所言，金融市场为“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的货币资本，提供了投资或投机的场所。因为对货币资本而言，“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也就是说，荷兰制造业的衰落是由于资本追逐“快钱”。荷兰金融业的脱实向虚使工场手工业空心化。荷兰的金融业通过贷放巨额资本，特别是贷给它的强大竞争者英国来获得“快钱”，从而不仅加速了本国制造业的衰败，也加速了英国制造业的赶超。荷兰成为第一个患上“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的国家。
英国成为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并凭借工业革命所形成的现代工业在全球取代了荷兰的霸主地位。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其他国家要想工业化，就必须大量进口英国生产的工业制成品。对大英帝国工业品的世界性需求，使英镑成为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国际金本位制实际上成了英镑本位制。马克思曾指出，在货币不是来自商品交换，而是在欧洲以外直接靠掠夺、奴役和杀人越货而获得的情况下，个人和国家都不可能变富。采取这种方式获得大量黄金的“西班牙，国家变穷了；可是为了从西班牙人那里取得货币而不得不进行劳动的那些国家，则开辟了财富的源泉，因而真正富裕起来了”。这些国家所开辟的财富源泉，就是制造业。当英镑成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后，对大英帝国来说，无需通过交换就可以在印钞机中获得世界货币。这极大刺激了资本从制造业流向金融业，并向国外大量投资或贷款，特别是贷给它的强大竞争者美国。大英帝国成为第二个患上“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的国家。
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电力、内燃机的出现，以及零部件与产品装配分离形成的生产线，开创了大规模机械化生产的新模式。由于美国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引领者，该国的制造业也就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过程中“伟大”起来。而衰败的制造业与繁荣的金融业并存的大英帝国，则远远落后于美国和德国。自第二次工业革命至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制造业一直是“伟大”的，从而在这一时期美国是一个在全球处于主导地位的工业国家。美国基于其超强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在二战后取代了大英帝国的世界霸主地位。
但是，即使在二战后20年美国制造业发展的黄金时代，与西德制造业的迅速恢复和高速增长相比，“伟大”的美国制造业也已显露出“疲态”，因为支撑美国制造业“伟大”的货币基础——币值稳定的美元——已经出现裂痕。对此，美国耶鲁大学教授罗伯特·特里芬在其1959年出版的《黄金与美元危机》一书中做了深刻的分析，并且他“坚信书中的基本命题对决策者来说将会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有效”。在特里芬看来，曾处于国际货币体系中心地位的英镑因在国际上泛滥成灾，不得不于1931年停止兑换黄金而大幅贬值，从而导致了国际金汇兑本位制的崩溃，并强化了世界经济大萧条。由于二战后重建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忽略了一战后“类似的‘重建’迅速崩溃所提供的充足而惨痛的经验教训”，从而美元也面临英镑那样的危险，1931年的景象“会在某一个时点成为十分迫近而不可避免的事”。美国国际收支因“大得惊人和极不相称的防务负担”，赤字不断增长，不得不靠发行美元来支撑，“就是一个不祥的预兆”。
特里芬预言的美元危机很快变为现实，1960年，第一次美元危机爆发，而第二次、第三次美元危机接踵而至。美国在整个1960年代都陷入了美元危机的恐慌中。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政府不得不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并接受了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汇率浮动制主张，放任美元汇率自由浮动。此后，泛滥的美元导致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1970年代陷入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美元大幅贬值。面对滞胀，1980年代初，美联储采取两位数的高利率紧缩政策治理通胀，导致美国经济再次陷入衰退，美元又大幅升值。马克思说：“产业资本是以它的货币形式即作为货币资本形成自己总过程的出发点和复归点的。”美元币值在20余年中的大起大落，严重破坏了美国制造业的“出发点和复归点”。为求生存，美国制造业利用里根政府推行的经济和金融自由化政策，大举外迁或对外投资。币值稳定的中国，成为其躲避美元“潮汐效应”的“诺亚方舟”。另外，美国政府错误的产业政策，即追求第三产业充当经济发展引擎的“先进产业结构”的调整，更加速了被视为夕阳产业的制造业外迁。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美国金融机构为了应对剧增的汇率风险，以及“金融创新”带来的其他金融风险，推出的许多意在分散风险和对冲风险的金融衍生品，变成了赚“快钱”的工具，从而吸引货币资本大量从实体经济流入虚拟经济，严重削弱了制造业的发展。如果说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美国的实体经济规模远大于虚拟经济，形成了金字塔型的经济结构，那么，自1980年代以后，美国的虚拟经济不仅超过实体经济，而且远大于实体经济，从而形成了倒金字塔型的经济结构。美国成为又一个患上“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的国家。
综上所述，美国制造业从过去的“伟大”沦落到现在的衰败，与中国并没有关系。因此，想通过高关税限制中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以及采取惩罚性措施迫使美国企业从中国回迁至美国，以“让美国制造业再次伟大”，是开错了药方。以邻为壑的新重商主义政策，在里根和老布什时期并没有“让美国制造业再次伟大”起来。在全球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当今世界，新重商主义政策更不可能“让美国制造业再次伟大”起来。特朗普能够实现“让美国制造业再次伟大”的目标的唯一途径，是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大国合作，充分抓住新工业革命的新机遇。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