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路簿》是南海海道针经的一种，是海南渔民世代在南海诸岛及海域捕鱼作业的航海指南，记载了海南渔民在南海诸岛捕鱼作业的始发港、航线、岛礁地名、流水、航程等内容，为南海自古属于中国的领土提供了重要依据。此外，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更路簿》也将提供一定的借鉴。

　　2008年6月7日，《南海航道更路经》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然而，当前学界关于《更路簿》的研究还存在不足，多角度深入研究这笔文化遗产，使其被更多公众所了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

　　创新和突破力度

　　略显不够

　　被称作“南海天书”的《更路簿》是风帆时代的航海指南，也是许多代中国渔民用勇气与生命换回的结晶。海南大学更路簿研究中心研究员夏代云认为，在成文的《更路簿》之前可能有一个“口传更路簿时代”。现存各版本的《更路簿》基本上是渔民相互传抄的，渔民在抄写时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和航海经验加以取舍、修改、补充和梳理。根据多方面材料佐证，可以推测《更路簿》在元代开始孕育，明代已形成，清代已在海南岛船主和船长中广为流行。

　　在广东、福建等东南沿海省份，也有渔民持有《针路簿》或有其他名称的航海指南的手抄本。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阎根齐，对福建、广东等地的《针路簿》与海南渔民的《更路簿》进行比较后认为，两者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是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产生的航海指南。早期的《针路簿》从航海图发展而来，而《更路簿》是《针路簿》的传承。

　　目前卫星导航系统、航海地图和天气预报体系已整体安装在渔船上，《更路簿》退出了渔民的日常生活。但它用海南方言记录的丰富海洋航线史料、海洋经验和地名，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一般认为，《更路簿》再度进入人们的视野并引起学界注意始于20世纪70年代。这项研究最早以厦门大学教授韩振华等人为代表，这一时期的《更路簿》研究以介绍性为主。此后，研究南海交通史的一些学者依据《更路簿》的内容对中国人航行南海的路线等进行了考证，论证了南海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学者对《更路簿》进行了进一步的搜集和整理，比如实地调查和渔民访谈等；研究的内容也更加精细，比如对南海岛礁地名的渔民俗称的考证等。

　　不过，从总体而言，关于《更路簿》的既有研究，主要还是以《更路簿》本身为主要材料线索和研究内容，且仍存在许多空白点，创新和突破的力度也还不够。

　　“返回现场”

　　展开立体研究

　　《更路簿》内容丰富，包括关于南海自然、地理、地名、气象、历史、造船、航海技术等大量文化信息，需要历史、法律、经济、文化等多学科多领域不同视角的立体性解读。近年来，随着社会对《更路簿》关注度的增加，学界对《更路簿》的研究也日趋深入，成果也不断涌现。2015年12月，《南海天书》问世，这是国内首部全面解读《更路簿》的著作。2016年9月7日，更路簿研究中心成立揭牌仪式在海南大学举行。2016年11月，海南大学、海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等共同主办了南海《更路簿》暨第二届海洋文化研讨会。海南大学的法学学者从法律的视角研究《更路簿》，如海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张丽娜的“历史性权利在国家海洋划界中的地位和作用”研究，直面我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这个重要问题。海南大学的其他学者正努力把《更路簿》数字化，建设相关数据库。在海南之外，北京、厦门、广东、浙江、大连等地的一批学者也在从不同的角度研究《更路簿》。

　　2015—2016年，夏代云在调查海南渔民时，新发现了吴淑茂《更路簿》等6种《更路簿》。至此，已发现存世《更路簿》的数量达到32种。她认为，《更路簿》记载的航路不仅是海南渔民在南海各岛礁的捕捞航线，而且是海南渔民前往新加坡等地出售海货的海上贸易路线，也是海南岛侨民的输出路线之一。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学者王利兵告诉记者，《更路簿》的诞生与渔民的实际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只有对渔民的生产生活有深入的认识才能理解《更路簿》的诞生等问题。“遍地是船长”的潭门镇，是《更路簿》的“富集区”之一。王利兵对潭门渔民渔船等内容的调查和研究发现，潭门渔民的渔船以及相关文化事项与东南亚海岛国家的一些文化十分接近，究其原因可能与渔民的生产方式和作业环境有很大关系。因此，他认为不应过分局限于《更路簿》本身的研究，而应开展更多的与《更路簿》相关人群和历史文化的调查研究，如此不仅可以加深我们对于《更路簿》的认识，而且在当下也更加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