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中宣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建设研究”课题组主办，安徽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高等研究院承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研讨会”在安徽大学举行。来自教育部、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等单位的学者，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等领域的前沿问题展开深入研讨。

　　从社会生产力发展需要出发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也是治国理政的重要课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顾海良表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重要原则，要着力把这两个方面的优势都发挥好。其关键在于，找准市场功能和政府行为的最佳结合点。

　　“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政府与市场功能互补的形式与特点会有很大差别。关键是根据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审时度势、及时、科学地作出调整。”安徽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荣兆梓说，就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而言，初期的重心在集中社会剩余加快工业化，政府在动员社会力量、提高资本积累方面的作用尤其突出；之后民众手中逐步有了积蓄，让社会经济在多渠道竞争中发展，市场的主导作用就日益增强。另一方面，初期民族工业竞争力有限，依靠国家的保护扶持是追赶型经济的普遍做法；之后随着企业竞争力的逐步提高，保护扶持逐步为经济全球化政策取代，但政府仍然要利用产业政策，组织与引导微观主体，掌握国际竞争的主动权。

　　“市场经济经过多年发展，在理论上形成了3个版本。其差别主要体现为市场和国家关系的差异。”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孟捷介绍说，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的发展，客观上为形成市场经济3.0版本奠定了基础。它和以往市场经济版本的区别，主要在于增加了一个竞争性地方政府体系。他表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举措，相当于构造了一种新的生产关系，把地方政府塑造成为一个经济主体。

　　“由基本经济制度决定，社会主义在协调政府与市场关系、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方面，具有更大的制度空间，具有更强的协调能力，因此更有利于发展生产力。”荣兆梓认为，在这方面，中国经验值得充分挖掘。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理论应当深入到这一基本经济制度的层面。

　　顾海良表示，从理论上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定位，是以中国的经济事实和经济改革实践为依据的，是对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实践经验的理性提升，是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主题的重要呈现。

　　破除社会主义和

　　市场经济对立观念

　　“在观念上强调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矛盾与对立，是制度演化历史留下的阴影。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这一旧观念不断受到挑战。”荣兆梓表示，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商品性基因激活，而且还将进一步激活；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原本就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一种历史形态，将二者割裂开来，理解为相互对立的两极，既曲解了市场经济又曲解了社会主义。

　　安徽省经济学学会会长倪学鑫说，资本的基本形式包含了马克思所讲的历史方面和历史使命，也包含了巨大的矛盾。正是这种两重性，决定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要坚持辩证法、两点论。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对立统一，是‘特殊’与‘一般’的对立统一，是内容与形式的对立统一，它们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侧面，两重性质。”荣兆梓认为，人类社会要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第二大形态，向“自由个性”的第三大形态（即共产主义）过渡，还需要继续大力发展生产力，最终实现超越市场经济的社会化生产。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已经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寻找能突破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桎梏、持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继续前进的必然选择。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经济体制‘一般’和经济制度‘特殊’的统一。”顾海良表示，市场经济体制要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起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具创新性的理论观点；而市场经济体制如何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起来”，则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主题。

　　立足国情和实践加强理论建设

　　“从具体的国情和时代主题出发，是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唯物主义前提。”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颜鹏飞表示，“商品”及其生产应该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起点范畴。这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的“商品”，是在“双层”所有制（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以及多种规律或者机制（例如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市场经济规律）制约条件下生产出来的特殊的“商品”，它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商品。基于此种认识才能展开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一系列逻辑演绎。

　　荣兆梓认为，从当代生产力的根源上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建设的紧迫任务。他表示，当代生产力的基本特征需要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方面，物质生产的社会性质达到空前高度，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另一方面，社会化大生产必须由市场经济来组织，人的普遍联系必须借助物的普遍联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着重强调的是前一点，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等论著中对此有充分阐释，之后得以广泛传播。而后一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也有详细分析，但这部分内容公开出版较晚，没有得到广泛传播，当前特别需要我们做好挖掘、普及和进一步理论拓展工作。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牵涉到很多问题，比如它的实践基础、理论来源以及概念体系。”孟捷说，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形成了一些规律性现象，这些现象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