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种趋向，不可能突然出现，但在某个时期，会逐渐变得明显。中国社会学发展的不同趋向和取向，近年来好像变得明显起来。

　　一是似乎越来越占据主流同时也有意识地抢占主流的定量取向。这类学者提倡科学主义，认为不以数据为基础的言说，都是可疑的甚至是没有意义的。在推进中国社会学跟国际接轨上，他们功不可没。经过多年积累，定量派使用的工具越来越精致，相关的分析越来越深入，也带动了社会学研究的规范化和模式化。在他们的努力下，成立了多家社会调查机构，争取到一定的资助，不时开展颇具规模的全国性或区域性社会调查。同时，他们也在自觉地提高数据开放和共享的程度。当然，在操作定义和编码方案上达成一定的共识，是此类机构合作的基础。尽管量化派声称是经验的或实证的取向，但他们对事实的理解，限定在数字化的表达中。而在数字之中，真实生活的体验——原本意义上的经验——未必能够得到真正的呈现和体现。他们之所以声称唯有这种取向是科学的，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能够通过模型化的思维揭示社会现象内在的因果关系，证实社会世界的真理。有时，这样的工作最终不过是告诉了人们一个常识，但他们认为这仍然是具有科学价值的，因为证实了常识。支撑这种方法论自信的，大概是朴素的实证主义信念，而这种信念显然对远自休谟近自波普尔以来对于科学的反思并不在意，对社会学本身贡献巨大的对于科学之社会建构特性的反思置若罔闻。尤为关键的是，缺乏深思者往往借助于模式化的研究路径一招吃天下，通过习得一种操作套路即可应用于多种现象，只要有数据，就可快速地多发论文。这在“要么出版要么出局”的现实压力下，无疑会引得众多学子涌上这条道路。问题是，这就真的科学了吗？抑或只是一种修辞？事实上，证实谈何容易？充其量不过是不拒绝特定假设而已。归根结底，每种方法都是以特定的理论预设（包括有关世界图景的预设）为前提。令人担忧的是，随着定量派的发展，那些尚未获得相关数据、短期内未必适合模型化处理的社会现象，以及根本就无从进行定量分析的真问题大问题，显然存在被社会学研究忽视的可能。

　　二是越来越沉浸到中国社会历史脉络之中的质性取向。这类学者强调中国社会学应当扎根于自身的结构背景和文化源流。他们从不同角度讲述了众多独特的中国故事，甚至是明清历史往事。在这种努力中，他们赋予抽象的社会学以鲜活的中国经验，并从中提炼出新概念新机制。他们试图在议题的设定上获得更大的影响力。毕竟，社会学越来越是一项集体的事业，既需要团体作战，也需要相互呼应，特别是在这个讲究引用率的时代。当然，在这条战线上，也不乏单打独斗的“独行侠”。正是因为缺乏统一的操作模式，也没有公认的统一议题，这个取向其实比较散乱，尚处在一个各自摸索前行的阶段。大概是基于对自身社会人情世故的洞明，这派学者或反向而标清高，或顺势以求闻达，善于在理论与现实的张力中拿捏分寸。这固然是因学术场域的政治逻辑从中作祟，但如此一来，理论不彻底，现实也是半遮半掩。同时，理论与现实的交互建构，在这派学者中表现得更为直接：发现怎样的现实，端赖于持有怎样的视角。如何避免以预先设定的叙事框架来选择性地剪裁和呈现从田野或文献中搜罗来的资料，是这一研究路径永远无法摆脱的方法论纠缠。其实，这种难以洗脱的嫌疑，并非质性研究所独有，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是先有了关于结果或结论的猜想，然后设法以详尽周延的方式网罗证据而已。除非能够说明变量之间的作用机制，我们实难声称真正厘清了它们之间的关系。

　　三是积极参与社会建设和治理的实践取向。这类学者不满足于在图书馆或电脑房上下求索或来回演算，也不甘于只是在田野里保持中立地观察，而是渴望直接上阵，介入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进程之中。他们不仅提供智力支撑，参与规划，设计方案，而且也联络各种关系和部门，广为争取资源，以实际行动改造和影响局部社会。不少人成立了工作室，或者注册了社会组织，承揽项目，在农村发展、城镇化和城区更新的广阔天地中，或尽一己之力，或分一杯之羹。学者为社会提供有偿服务本属正常。现在的突出问题，不是在权力和资本面前，学者的议价能力极为孱弱，甚至也不是学者的智力贡献得不到应有的承认和尊重，而是学者甘愿充当工具性角色，摒弃自己知识人的独立立场。更堪忧虑的是，学科的知识积累和理论水平已然达到了可为社会指点江山的境界了吗？不过，在实践派中有一种努力特别值得关注，就是已有若干学者承续着晏阳初等学者的士大夫精神，选择特定社区为试验点，长期介入地方的发展，并已取得一定成效。

　　这三种取向，都不乏真挚地为社会学殚精竭虑的人，都分别取得了令人敬佩的成果和成就，并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但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学界也出现了“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情况。说得严重一点，社会学界已然出现了分裂乃至碎片化的态势。上述三种取向和趋向，真宛如三岔口，各奔前程，不仅互不搭理，还时常相互鄙薄。定量派看不起质性派搞不定统计和编程，质性派瞧不上定量派读不懂韦伯和福柯，定量派和质性派一起嘲笑实践派不够学术，而实践派则对闭门造车的书呆做派嗤之以鼻。这个急速变迁的时代，本应是各路社会学学者各显身手的时代，但有时不无尴尬地发现，社会学内部不同取向之间的争吵盖过了关于时代和社会问题诊断的争鸣。

　　不仅如此，中国社会学的分化和分裂也在沿着其他路径蔓延。一是专业化发展将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区隔开来，他们各自组建了不同的圈子，鲜有不同领域相互交流者。二是地位性区分造成赢者通吃之势，而一心向学的年轻人越来越陷于边缘处境。这迫使不少年轻人热衷于钻研发文和成名捷径，不以真正的学术钻研和积累为是。三是派系性分化，凡有人群的地方自然会有不同的聚类，社会学界也不例外。只怕是我们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学派，倒先有了派系。

　　社会学的社会学，或者说反思社会学，本应是社会学必不可少的维度。在前进的道路中，我们时常需要自我反思。个人以为，我们现在需要处理好几组关系，一是问题与工具，即社会学应以所关注的问题为重，不能因所使用的研究手段或工具而各执一端。社会学不关注真问题和大问题，不仅自身难有真正的发展，而且也会脱离一般社会而落入内卷化的陷阱。当然，所谓真问题和大问题，界定的过程就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学问题，是不同社会力量博弈的结果。二是公共话语与专业实践，要在两者之间维持一种艰难的平衡，归根结底也就是一定要以专业的精神和专业的知识参与一般性的社会发展过程，并在这个过程中使专业得到发展。三是学派和派系。历史上曾有过社会学的中国学派，未来中国社会学定当会有自己的声音，而且必是一群人的同声共鸣。确实，有时学派和派系难以区分，关键要看是否以学术发展为重。凡为拉帮结派而不惜牺牲学术的，当然属于派系。我们希望学术共同体秉持着基本的学术伦理，至少不能以学术为代价而追求其他利益。

　　真诚地欣赏不同取向之所长，坦诚对话，热诚交流，不亦社会学君子之道乎？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社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