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分析:政治意愿影响欧元区改革
欧元生存再遭威胁
2016年12月21日 08:1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12月21日第1114期 作者:本报驻伦敦记者 姜红

  受欧元危机与难民危机双重影响,欧洲民粹主义抬头,极右翼政党在一些国家的支持率呈上升现象。有评论人士认为,欧洲在12月初可谓经历了两场重大考验:虽然奥地利选举中,极右翼自由党总统候选人并未获胜,但是意大利修宪公投的结果是反对修宪者胜出,总理伦齐决定辞职,议会选举可能提前,这为民粹主义政治势力引领组建新政府提供了机会。

  有专家认为,如果民粹主义政党上台,将不排除意大利脱离欧盟的风险。如果意大利效仿英国“脱欧”,再加上法国右翼“国民阵线”的崛起,欧盟一体化进程将受到严重阻碍。意大利修宪公投结果造成政治及金融不稳定,使欧元遭受进一步威胁。

  欧元本身有缺陷

  欧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丹尼尔·格罗斯(Daniel Gros)撰文表示,意大利修宪公投结果为民粹主义政党上台提供机会,英国“脱欧”即将开展,而欧元区经济表现欠佳,如今欧元的生存问题受到威胁。近年来,人们往往将欧洲许多经济困境归因于欧元。而若要避免欧元区崩溃,包括意大利在内的欧元区国家都亟须推动经济增长。

  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为代表的一些专家认为,欧元区目前面临的经济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欧元造成的。欧元的诞生本身就有缺陷,欧元区国家采用单一货币,失去了汇率这一很重要的调整机制,使货币及财政政策受到限制。

  英国欧洲改革中心研究主管约翰·斯普林福特(John Springford)对本报记者表示,欧元的使用确实使欧元区各国失去了汇率调整机制。问题是,欧元既然已经投入使用,如果现在又恢复原状,那么可能会出现相当大的金融危机。他说:“在欧元没有产生之前,我或许不一定支持欧元的诞生,但是现在我却支持继续使用欧元。如果停用欧元,可能带来一些政治及经济问题。”

  斯蒂格利茨在此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倘若欧洲要实行货币联盟和通用货币,就必须有更多的财政联邦制度,在财政方面通力合作,拥有银行业联盟,制定产业政策、发展计划,促进落后产业的发展。

  银行业联盟有待完成

  斯蒂格利茨表示,欧元要运转良好,必须对一些规则及制度作出改变。现行的趋同标准要求赤字不得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3%,而这一标准应被废除;应当以经济增长战略取代紧缩政策,同时在共融基金的支持下促进稳定;目前,欧元区国家借款只能采用不受其控制的货币,这样很容易导致危机,应当转而依靠欧元债券或类似的机制;在调整期间更好地分担责任,经常账户盈余的国家要致力于提高工资和增加财政支出,从而确保这些国家内价格的上涨快于经常账户赤字的国家;欧洲中央银行不应只是聚焦通货膨胀问题,还应关注就业、增长及稳定问题;建立共同存款保险及其他涉及银行业联盟的机制,防止资金逃离经济情况较差的国家;鼓励制定相关产业政策,以确保欧元区中较为落后者奋起直追。

  建立银行业联盟是欧元区为化解金融危机出台的重要举措。德国柏林赫尔梯行政学院经济学及公共管理教授让·皮萨尼-费里(Jean Pisani-Ferry)撰文提出,欧盟于2012年6月发起的银行业联盟已经取得好的进展,但仍然有待完成。欧元区国家间竞争力差距已经有所缩小,其中,外部不平衡因素已经减少,但这主要是由于欧洲南部国家国内需求的压缩。目前欧元区国家间失业率差距依然较大,而且欧元区缺乏共同的财政机制。此外,欧元区治理仍然颇为繁冗,众多部长及立法者似乎迷失于程序的泥沼之中。

  改革缺乏政治意愿

  斯蒂格利茨认为,从经济角度而言,由他提出的欧元区改革建议都是比较小的转变,但是现在的欧元区可能缺乏其付诸实施的政治意愿。

  皮萨尼-费里表示,2012年7月以来,欧洲领导人对欧元未来给予的关注就不够多,将维持欧元区稳定及一体化问题基本交给欧洲中央银行来做。然而,尽管欧洲中央银行较好地履行职责,但却无法解决政治或宪法难题。因此,欧洲领导人应当对欧元区的长远未来进行重新思考,而不是任由形势继续发展。

  皮萨尼-费里提到,欧元区想要达成富有成果的谈判,有两大主要困难:一是目前缺乏进一步推进欧洲一体化的冲力,很多人有疑欧情绪,不愿进行变革,这对加深欧洲一体化构成阻碍;二是不同国家对于欧元危机的性质及根源看法不同,对于问题何在、又如何解决存在争议,政府也不免采取极为谨慎的态度。

  要克服困境,皮萨尼-费里认为,首先要明确,对于欧元区未来的讨论并非要框定在增进一体化进程上。真正的目标应是促使欧元区有效运转,这就意味着在某些领域要给中央更多权力,有些领域则是要减少中央的权力。在财政责任方面,不应当由欧元区中央来执行统一机制,而是有可能制定一种政策框架,授权国家机构监控预算行为和总体财政可持续性。先解决紧迫问题,然后再处理长远问题的想法看似有理,但实际上,各国在讨论时应首先着眼于要建立一种怎样的长远机制,先树立起未来的蓝图,再探讨达成的路径。

  (本报伦敦12月19日电)

责任编辑:韩慧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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