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人口结构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工作年龄人口出现拐点性变化，“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我国潜在经济增速的下滑。通过定性分析和定量估算表明，现行定义下的中老年群体还有很大的供给潜力，可以通过实施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提高劳动参与率，从而释放规模可观的“夕阳红利”。

　　开发“二次人口红利”

　　需要“窗口期”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占比达13.3%，比2000年上升2.9个百分点。预计2020年该比例将达到19.3%，2050年将达到38.6%。人口老龄化不仅会给我国养老保障体系带来巨大压力，同时也对劳动参与率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进而制约我国劳动力供给和经济增长前景。2012年起，我国工作年龄人口开始出现绝对下降，平均每年减少近300万人。从人口结构变化的长远趋势看，未来我国老龄人口比重还将持续扩大，工作年龄人口比重将持续下降，这无疑将对我国劳动力市场供给产生长期不利影响。正是基于上述考虑，很多研究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前景比较悲观。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近几年来我国工作年龄人口持续减少，但由于劳动参与率自2010年以来出现小幅回升，到目前为止我国经济活动人口尚未出现相应幅度的下降，就业人数依然保持增长。如果能够从劳动力供给面进一步挖掘，提高劳动参与率和人力资本水平，则我国人口因素仍然可以对就业和经济增长发挥支持作用。从长期来看，可以通过提高劳动力的质量与效率，充分开发“二次人口红利”；从中短期来看，则可以通过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提高中老年群体的劳动参与率，进一步挖掘“夕阳红利”。但是，通过加大人力资本投资的方式开发“二次人口红利”的措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和较长的培育周期，即需要一定的“窗口期”，才能将其成功转化为经济增长动力。因此，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在未来五到十年劳动力供给面最具潜力的领域，应是通过实施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提高中老年群体的劳动参与率，进一步释放蕴藏的夕阳红利。

　　我国“夕阳红利”的

　　可挖掘潜力巨大

　　事实上，世界范围内的人口老龄化对各国养老金系统的可持续性和经济增长前景都提出了挑战，逐步提高法定退休年龄成为各国普遍采取的办法。面对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劳动力市场发展的最新特征，我国也一直在探索推行延迟退休制度。然而，现有关于延迟退休对劳动力供给影响的研究，尚缺乏一个可供比较的基准，导致对此类问题的讨论难以达成共识。同时，多数关于我国经济前景分析预测的研究，也忽略了延迟退休可对劳动力市场不利变化起到的对冲作用。

　　分析发现，我国现行定义下的中老年群体可挖掘的“夕阳红利”潜力巨大。相比现行退休年龄政策制定时期，目前我国平均预期寿命已有明显提高，尤其是女性78岁的平均预期寿命远远高于法定退休年龄。不仅如此，统计分析显示，我国各年龄群体的劳动参与率，在退休年龄点上的下降幅度超过10个百分点，其中城市劳动参与率下降超过20个百分点。而且与基本没有实行退休制度的农村劳动群体对比，城市劳动群体在达到退休年龄点后，劳动参与率提前出现急剧萎缩，城乡劳动参与率差距增加到近60个百分点。这既与人体劳动机能渐进式变化特征不符，也与劳动参与率曲线在其他区段的平滑特征不符，说明退休年龄这一政策变量对上述现象具有显著影响。这同时意味着，在劳动供给层面，城市中老年劳动群体因为退休年龄的到来，过早地退出了劳动力市场，延迟退休年龄可以显著增加我国劳动力供给，有效缓解由工作年龄人口下降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利用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估算劳动参与率年龄变化曲线，模拟分析两种渐进式延迟退休方案对劳动力供给和经济增长的潜在影响，结果表明：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能够显著提高劳动力供给和经济增长，特别是政策实施的前5期，每期可带来城市劳动力供给增长200万—300万人，拉动GDP增长超过0.5个百分点。这能够有效缓解工作年龄人口下降对我国劳动力供给和经济增长带来的不利影响，为我国实现从注重数量的“一次人口红利”向注重质量的“二次人口红利”转换提供宝贵的窗口期。

　　延迟退休需考虑

　　相关群体的承受能力

　　毋庸置疑，随着我国工作年龄人口从增长转为下降这一拐点期的到来，适时推出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对于增加社会劳动力供给和促进经济增长具有积极效应，更直接增强了养老金系统的可持续性。不过，在未来延迟退休政策实施过程中，也需要考虑到延迟退休可能会对劳动力市场的不同群体产生的不同影响，其中既存在替代效应和紧缩效应，也存在互补效应和扩张效应，因而对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影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一方面，基于老年和青年就业相互替代的假说，延迟退休可能会对青年人就业产生挤出效应；另一方面，基于就业技能互补和市场规模效应假说，延迟退休又可能对青年人就业存在挤入效应。例如，延迟退休通过增加劳动力供给，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由此带来的经济增长会拉动总需求，进而增加劳动力需求，对整个劳动力市场带来挤入效应。再如，延迟退休延缓了部分老年人退休照顾孙子女的时间，可能会导致两种不同的市场效应：一种是使得育龄妇女因此退出劳动力市场，因而会降低育龄妇女的劳动参与率，对劳动力市场产生紧缩效应；另一种是会增加对保姆岗位的劳动力需求，进而对劳动力市场产生扩张效应。

　　在现实中，通过实施延迟退休政策挖掘“夕阳红利”，还需要充分考虑到相关利益群体对于退休政策变化的承受能力，从而提供相应的收入补贴和激励措施。考虑到政策的连续性和社会分配的公平性，除了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方案外，还可以考虑对受到延迟退休政策影响的中老年群体给予一定的收入补贴和劳动奖励，提高政策的接受度和落实度，切实提高中老年群体的劳动参与率。通过对部分城市40—60岁即将面临退休的企业职工调研分析发现，退休前后净收入差、健康状况、家庭经济状况和工作压力是影响企业员工延迟退休意愿的主要因素，给予补贴的弹性延迟退休制度可有效鼓励职工延迟退休，有利于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性，有效提高社会福利。因此，为了提高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性，同时尽量避免延迟退休带给企业职工的福利损失，需要设计一种以工资补贴为主要方式的弹性延迟退休制度，即企业职工达到现行法定退休年龄后可以在每年初根据自己的健康状况、工作压力等主客观因素选择当年是否延迟退休，对于愿意延迟退休的职工每月给予一定的工资补贴。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延迟退休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16CJL04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