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年终岁首之际，各类涉及经济社会方方面面的年度调研报告纷纷“出炉”。然而，有学者认为，这些报告的“含金量”参差不齐。如何衡量一份年度报告的学术价值、社会价值？如何做出有分量、有影响力的年度报告？本报记者广泛采访了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

　　跟踪反映经济社会现状

　　近年来，以“年度发展报告”形式反映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的研究备受各类科研机构的青睐，如反映我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的《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反映劳动力市场变化趋势的《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报告》，或者更为宏观的《中国社会发展年度报告》等。据记者了解，报告的组织方有相关政府部门、社科院系统、高校研究院所、行业协会等机构。其中一些发展报告已成为业界的权威参考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安德明介绍说，这类年度报告通常力图对相关经济社会文化事象进行总体观照，并试图归纳这些事象的发展趋势与特征。

　　翔实的数据、严谨的论述是年度报告令人称道的优势之一。在《2013年中国民生发展报告》的序言中，北京大学副校长吴志攀说：“我的专业虽是法律，但对社会调查报告和统计数据也感兴趣，因为清晰、准确、翔实的数据本身就会说话。”在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杜海峰看来，与一般学术研究成果相比，这些报告多以现状描述为主，主要聚焦在“是什么”。以翔实数据和科学分析为支撑的描述，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国经济社会现状。既有助于民众迅速了解社会发展动态，也为进一步深入、系统的学术研究提供了背景资料。

　　以目前不同单位发起的三类民俗文化发展报告为例，安德明介绍说，这些报告以总结民俗文化年度发展状况为目的，既能够通过归纳当下民俗文化发展的规律，及时发现社会文化发展中的种种问题，也对个案的民俗志调查起到一定的提升作用；既立足于学术研究，又注重为当下社会发展服务，具有非同一般的学术价值。

　　继承性与创新性兼顾

　　目前，多数报告以年度为周期连续发布。“多数报告基于调查数据，采用描述统计获得基本规律。”杜海峰提出，如何获取有代表性的数据、选用科学且适当的方法，应该是类似年度报告普遍要面对的问题。

　　杜海峰告诉记者，年度报告涉及内容广泛，但由于数据收集策略、统计口径、所针对的问题等不同，报告彼此之间并不“融合”，而且存在内容片面、相互不一致的问题。

　　多年来持续参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执行团队负责人严洁说，连续性调查需要项目实施单位按照系统工程进行，从研究设计、抽取样本、访员培训、调查实施、质量控制，到数据清理、数据分析、政策研究等各个环节都需要科学严谨的程序，需要专业人员投入大量的精力。

　　每一份年度报告发起之初都有着成为“经典”和“权威”的雄心。在杜海峰看来，要实现这一初衷，如何协调继承性和创新性的关系是一个重要问题。

　　这对于从事文化类发展报告的研究者来说尤其是个难题。安德明提出，作为年度报告，应该有一定的时效性，反映年度特征；然而由于文化类发展报告所涉及的对象属于长时段的现象，可能连续几年发展状况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因此，要想在年复一年的调查报告中写出新意、体现差异十分困难。

　　不同“版本”报告可扩大受众范围

　　年度报告不仅是社会发展的“记录”，更应该为解决问题提供“思考”和“创新”。对当前年度调研报告难题的思考，反过来也成为学界调整思路的动力。在杜海峰看来，年度调研报告既应体现系统性、继承性，又应具有前瞻性和创新性。他建议，研究报告应聚焦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真”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持续关注才能体现报告的系统性和继承性。而对年度热点问题的关注，则需要报告体现出前瞻性和创新性。

　　年度报告的编写思路也亟须突破惯性思维。安德明认为，一方面年度报告应该是对一年内相关重要事件的记录，属于“编年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要尊重和照顾相关对象自然发展的规律，在以一年为限看相关事象发展趋势的同时，应承认其延续性、与以往的同一性，不必刻意追求所谓的年度特征，跳出僵化的形式主义思维。

　　针对来自不同发布方的年度报告出现片面、彼此不相融等问题，杜海峰建议，针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应由国家权威部门组织统筹，或者依托当前的智库建设，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组织调研以获取有关数据，形成“权威”发布。同时也应让这些数据成为社会的共同财富，形成相应机制，加强数据的后续开发利用和共享。

　　如何让年度报告产生更大的社会价值？杜海峰建议，不应忽视社会对普及性年度报告的需求，可以考虑针对不同人群发布不同“版本”的报告，以扩大受众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