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德里达解构主义出现后，有许多东西我们可能无法接受，如非理性主义的主张、将差异和个性绝对化的做法、游戏主义的态度、历史虚无主义和悲观主义等。但是解构主义哲学的出现，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我们不能小视的。对于我国理论建设来说，其有四点值得肯定：一是破除欧洲中心论；二是反对逻辑中心主义；三是宣扬多元论；四是提倡他者理论，特别呼唤中国这个最大的“他者”的到来，参与未来世界（包括理论世界）的建构。这就为中国文艺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千载难逢。

　　中国哲学智慧和古代文论深度参与其中

　　就文艺学来说，我们现有的文学理论和美学等，可以说都是欧洲中心论的产物，其中最好的做法，也不过是跟在西方人后面“接着说”，做出某些发挥性的工作。近百年来，我们总是在西方话语体系中转圈子，被欧洲中心论控制，几乎忘记了自我、丧失了民族的主体意识。要改变这种状态，笔者认为：只有靠中华崛起，靠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化和古代文论的深度参与。我们当然也不是要回到以中国为中心，而是要以马克思的人类学观念和“世界文学”思想为立场，以“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态度，通过中西对话、古今沟通的方式，建构起中西融合的理论新模式。由于近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文化流向多是“西风东渐”，便造成了西方人文学者藐视东方的傲慢与偏见；再加上中国文字的繁难和文化上的精深与玄秘，就使西方人文学者所拥有的中国文化知识以及对中国的了解，无法与中国人文学者所拥有的西方文化知识和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比肩。所以，建构中西融合的理论新模式，结束人类理论思维欧洲中心论的局面，中国人文学者需要先行一步。

　　而要突破逻辑中心论的理论痼疾，也必须靠中国哲学智慧和古代文论的深度参与。因为，与欧洲逻辑中心主义的理论不同，中国哲学智慧和古代文论是在生命体验和审美体验基础上形成的理论模式。它的理论概念和命题，多是来自生命体验、审美体验及其人生经验的积淀，多半是真实可信的；许多观点体现了情感把握的特征，难以用语言和逻辑加以表述，而古人非常机智地将它们扑捉到并表述出来，如“气韵生动”、“阳刚”、“阴柔”等，都是人类体验和智慧的精华。西方文艺理论和美学，则是逻辑推导的产物，许多概念和范畴都是预设的，其理论虽然也有许多接近真理的成分，但其中的逻辑陷阱是不可避免的，因而也产生了不少伪命题、伪理论。所以，人类未来的理论形态，只有靠中国文论形态与西方文论进行对话与沟通，才能克服西方文论逻辑中心主义的弊端，使未来的文艺理论更合理、更完善。

　　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张的多元论，是一种破碎、无序的多元论。但是其中也包含着某种合理的因素，如突出了世界和事物（包括文艺）的多元状态，这是我们必须加以吸收的。正像美学家蒋孔阳指出的那样，我们对文艺的认识，也不能陷入一元论的“死胡同”。解构主义和后现代的非理性性质并不能真正引导人类正确地把握世界，而中国哲学智慧，如老子的“三生万物”论，便是对世界多元性的合理描述，因此，中国“三元论”完全可以吸收西方多元论的合理因素，重构更为合理的文学本质观和美学观，带来人们对文学艺术世界的新认识，从而走向理论创造的新境界。

　　中国哲学智慧提供创新理论基础

　　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观念，也为我们的文艺理论创新提供了最为合理的阐释框架和理论基础。

　　第一，它所强调的生命原理以及“和”的美感形式，可以将康德、黑格尔发现的但却语焉不详的“生命原理”充实为基础理论，为以生命之喻建构中国文论大面积进入现代文艺学提供了可能。

　　第二，它所具有的形而下与形而上理论一气贯通的特色，既可以有机地将西方的形而上理论形态、生命理论形态的有益成果吸纳进来，又有利于将中国古代文论道、器两个层面的有益的理论成果与西方理论融合起来，从而建构起新的形上与形下贯通的理论体系，从根本上突破了逻辑中心论的藩篱。

　　第三，由一元、二元、三元再到万象而形成的层次性系统，将彻底改变西方的本质理念，从而建构起文学和美学的层次性、系统性本质观，形成一种海纳百川式的综合能力和阐释结构，将中外古今一切理论智慧的精华综合为一，从而走向超越与创新。这将极大地激发当代中国学人理论创造力，为人类的文艺理论创造出新的形态，作出西方学者一时还难以办到的新贡献。

　　还有，德里达的他者理论以及他对中国这个最大的“他者”的呼唤，必然会激发起我们的主体意识觉醒和理论自信的形成，为中国古代文论步入新的世界格局创造契机。只有作为他者文化的中国文论的充分参与，西方文论以及它的中国化形态才可能打破旧有的格局，产生一种质的飞跃。巴赫金说：“别人的文化只有在他人文化的眼中才能较为充分和深刻地揭示自己”，“我们（能）给别人文化提出它自己提不出的新问题，我们（又能）在别人文化中寻求对我们这些问题的答案”。所以，他者文论，对于克服西方文艺理论的片面性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而中国这个“他者”更重要。所以德里达说：“应该竭尽全力开放以使他者到来”，“在对他者的参照中，对中国的参照是非常重要的”。由于西方文论（实际上还包括我国现有文艺理论形态，因为它们不过是西方文论的中国化）都缺失了这个极重要的“参照”，所以，中国人文学者和中国文艺理论，都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发展机遇。特别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价值和世界意义，更被这一历史性机遇彰显得灿烂无比。

　　中国文艺理论特有的理论优势

　　我国文艺理论的创新和发展面临新机遇，同时，我们拥有把握这种新机遇的民族主体性优越条件。但是，对于这些有利条件，并不是每个文艺理论工作者都能够充分认识到，有些学者还缺乏一种必要的理论自信。

　　为了早日形成我们应有的理论自信力，这里不妨再说两条我们特有的理论优势：一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这是一种十分珍贵的精神遗产，它使我们能自觉地采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看问题，从而树立起正确的历史观、文化观、文艺观；它使我们能够采用批判继承的态度对待人类一切精神遗产，而不会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地走极端，不会轻信绝对的相对主义、不可知论和极端的非理性主义，这是我们能够走出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废墟，而重建新理性世界的法宝。

　　二是我们有实践苏联式文艺社会学理论的经验和教训，与世界上那些没有这种经历的民族和那些虽有一定经历但已经改弦易帜的民族相比，我们的这种经验和教训可以说是硕果仅存、弥足珍贵。因为有了这种经验教训，我们就比别的民族多了一种鉴别眼光和抵抗不良倾向的能力。例如西方文化研究传入中国后，它的非诗意批评倾向立刻受到中国学者的抨击。所以，苏联式庸俗社会学批评的经验教训，也是我们进行理论建设的一种财富，它可以使我们未来的文艺理论建设，首先可以超越庸俗社会学的理论和批评，而建构起更为科学合理的新理论。

　　我们既然有这样多的文化优势、知识优势和理论优势，中国学者在新机遇面前一定会有足够的主体自信和理论自信以迎接未来！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