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研究已成为世界景观，但它毕竟发源于美国，带着深刻的美国文化烙印。我自从1971年到美国念书，后来在美国教书，与美国的传播文献结下了不解之缘。我是受益者，受益不代表没有批评，批评不代表全面否定，更不是在鼓吹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

　　美国主流传播研究逐渐窄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传播研究的先驱进入美国政府，研究如何对付纳粹的宣传策略。战后传播研究突然不景气，1958年，贝勒森（B. Berelson）甚至宣布要为它送终，因为当年奠基的元老或去世，或已离开传播领域。到了1972年，著名社会学家甘斯（H. Gans）问到，传播理论为何如此“饥荒”？他说，一方面传播研究流行文化，领域太窄了，而社会学家所感兴趣的是高尚文化；但另一方面，如果把大众传播当作美国文化社会的一部分来研究，则又未免失之宽泛。2008年，普利（J. Pooley）和凯茨（E. Katz）重提社会学家为何抛弃传播研究，其转折点在于范式转移：原来在一战和二战之间，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独领风骚，面临工业化、都市化和移民浪潮的社会大转型，社会学家以社会制度和集体行为的视角来考察传媒。但二战以后，传播研究重心转移到哥伦比亚大学，视野随之窄化，主旨在以社会心理学探讨传媒短期的说服效果。

　　研究方向窄化，不就是人类学家格尔兹（C. Geertz）所说的“内眷化”（involution）过程吗？格尔兹当年研究印尼爪哇岛和巴厘岛的农业生态史。由于荷兰殖民者强取豪夺，再加上人口压力，这两个岛各自采取不同的发展途径。爪哇土壤肥沃，于是增加大量人手，前去耕作土地，解决大家的温饱问题，但并未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最后因为过度使用，以致良田变废墟。这里我要借用“内眷化”的概念，它形容学界只顾向内部的细节发展，一再以形式主义炫耀技术至上，思想上却不敢大胆创新，以放大镜照肚脐眼，孤芳自赏，造成了传播研究“精致的平庸”。

　　回想1970年代的《传播系季刊》，文章可能良莠不齐，但往往充满了知识的火花，令人有所期待；如今篇篇文章技术上无懈可击，却觉得看不看无所谓，谈的只是细枝末节，对于不同流派和各种大问题都缺乏辩论。主流传播研究只剩下许多熟悉的“变项”（variable），缺乏新鲜的“视野”（perspective）。许多人只要脱离孤立的“变项”，便浑身不自在，一谈到比较大的问题更不知道如何自处。在我看来，这是主流学术“内眷化”的巨大危机。

　　我要举施拉姆（W. Schramm）和他的学生为例，说明美国主流传播研究的逐渐窄化。战后美国出现“统一科学”运动，希望建立一个居高临下足以统摄其他自然科学的理论；受这种思潮影响，施拉姆也想创建宏观的“communication science”，以此统摄社会科学各领域。他说，communication是“最基本的社会过程之一，甚至是唯一的社会过程”。因此他聘请各领域的精英，从语言心理学家到资讯科学的巨擘，似乎假定一流头脑摆在一起，研究类似的问题必能爆出新火花。这个尝试和整个“统一科学运动”最后证明都是失败的。的确有很多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都在探讨communication的问题，但他们经过communication的十字路口以后，又直奔原来的学科方向去了。施拉姆感慨说：“许多人经过，很少人逗留。”（Many pass, few tarry.）

　　施拉姆1955年转赴斯坦福大学以后，研究旨趣似乎从原来广泛的人类沟通（human communication）聚焦到狭义的大众传播（mass communication），例如电视在儿童日常生活中的角色、媒介在国家发展过程中的角色。也许他的初衷不变，但他所致力的却是从其他学科汲取概念和理论，以灌溉初生的媒介研究园地。

　　美式传播理论的局限性

　　不论施拉姆怎么变化，他的视野始终是跨学科的。他的学生不一样。整个学科越来越专业化，壁垒分明，过分的专业化导致了形式化、技术化的倾向，只向纵深的小题目发展。施拉姆和普尔在1973年后编的《传播学手册》厚达一千多页，分别由社会科学各领域的学者撰写。他的学生所编的《传播科学手册》（Berger 和 Chafee，1987年第一版，2010年第二版），以“科学”为名，其实闭关自守，自认传播学已然成熟，不假外求，所以完全由行内学者撰写。在我看来，自给自足是“内眷化”，不是学科成熟的象征。主流研究变成“变项分析”的技术活，方法精细，但视野偏狭窄，不啻是“精致的平庸”。而且，学科“巴尔干半岛化”，缺乏共同的目标或关怀。知识如果丧失了“公共性”，岂不变成学苑内部评职称和加薪的嬉戏？

　　米尔斯（C. W. Mills）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对我的学术兴趣与风格影响颇大。他有两个主要命题：一是要将个人的关怀联系到公共的问题；二是把重大问题放到一定时空背景中考察，既有历史的视野，又有全球的视野。按照这个标准，我以为美国主流文献有两大真空：一个是历史的真空，一个是国际视野的真空。对于历史的真空，大家好像觉得社会科学是研究现在的，而历史是研究过去的，而且社会科学是“硬”的，历史研究是“软”的，不应该混杂在一起。这其实是极端实证主义、科学主义在作祟，米尔斯称之为“抽象的经验主义”。

　　再说到国际视野的真空。因为美国是传播研究的发源地，主流文献蕴涵美国社会的基本价值，把自由多元主义及美国社会的“恒久价值”视为当然。他们认为美国制度整体健全，细节可以改善，于是将研究旨趣放在“体制内”如何改革，也就变成了技术问题的关怀。因此，政治传播就变成媒介如何影响选举与投票行为，另外还大量探讨媒介如何影响购物行为。学者不考虑体制的正义基础，不讨论“体制改革”的问题，也不太讨论意识形态的问题。美国这套研究在国内固然有它的价值，一旦离开了美国，对于许多国家的“体制改革”或文化冲突，美国文献就无解释力，不能提供重大的参考价值了。

　　美国文献的国际真空还有一个例证：上面提到施拉姆的《传播学手册》，其中两成的文章讲国际传播，还是从美国冷战需要着眼的；他的学生编的《传播科学手册》，只勉强拨出一章讲国际传播、跨文化研究，算是聊备一格。传播“科学”假定理论放诸四海而皆准，那么“国际”不啻是美国的放大版而已。国际传播只是国内传播在海外的理论延伸，或是国内传播在海外的经验试验场。“发展传播”和“创新扩散”流传到第三世界，一度成为显学，这是葛兰西所说的思想称霸（hegemony）的过程与结果。美国老师教第三世界的学生，使之自愿拥抱美国文献为天经地义，各自回去宣扬美国的思想，而不思索它的基本假设。

　　回归米尔斯的“社会学想象”

　　我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地方经验，全球理论：国际传播的文化性》。从知识论和方法论来说，我以为应该从自己最具原创性、最重要的问题出发，看它的内在理路和内在逻辑，慢慢地在抽象阶梯上不断上升，以至于接通整个大文献，使得特殊的地方经验上升为普遍意义和全球视野。这样，既可以保留自己的主体性，不随便套用某种西方理论，霸道地窃取地方经验以求印证；而且又避免文化孤立与封闭，反对中西黑白截然两分，最后的目标是要争取平等对话。

　　我觉得学界应该回归米尔斯的“社会学想象”，拒绝被过分专业化作茧自缚。学者的研究和生命不应该分割，而是要联系个人经验和社会结构，并在历史的全球的视野里构思。学术孤立主义当然要不得，传播研究必须解决“历史真空”和“国际真空”这两大问题。萨伊德（E. Said）特别提倡学者站在边缘看问题，态度严谨，却愿意冒险，敢问别人不敢问的问题，敢对权势者讲真话，敢于关心受迫害的弱势团体。如果传播学一味在主流框架里打转，整个传播研究不可能生出新的活力。

　　（作者系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学系讲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