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联合国成立70周年，也是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44周年。9月，习近平主席首访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活动，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会、发展峰会、维和峰会等发表重要讲话，并宣布中国支持联合国的一系列措施和行动。这标志着中国的联合国外交正从参与型向引领型转变。这种转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首次设置议程。南南合作圆桌会议和全球妇女峰会由中国倡议召开，由中国与联合国共同主办，由习近平主席和潘基文秘书长一起主持，体现了中国在议程设置上的突破。从参加会议到组织会议，从发言到主持，中国正把联合国这个最大的多边舞台视为一种制度。习主席在出席系列峰会的讲话中提出理念和设想、提供议题和方案、构建制度和规则，是中国多边外交的重要提升。

　　第二，建立维和待命部队。联合国外交是中国多边外交的中心，维和是中国联合国外交的亮点。中国参加维和25年来，累计派遣维和人员3万多人。目前有3000多人参加9项维和行动，在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是最多的。中国的维和摊款占6.64%，在发展中国家中最多。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有利于中国的军队建设，有利于提高中国的海外行动能力，也有利于中国的大国形象。

　　第三，成立一个中心、一个学院。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和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体现了中国对外援助和国际合作方式的新思路和新举措，即从出资到出智，也预示着中国在争取国际话语权方面的某种突破。发展和南南合作是中国的优势，也是引领和主导的突破口。中国的发展经验和做法、发展模式和道路、发展战略和政策，应上升为一种理念和理论，转化为一种议程和话语。中国倡议和推动的“一带一路”建设、亚投行、丝路基金等，都可以与联合国2030年发展议程进行对接，通过南南合作的机制和平台加以推进。这些应成为“中心”和“学院”的使命。

　　第四，设立基金、提供捐助，提高话语权和影响力。习近平主席在联大宣布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发展基金、南南合作援助基金，捐助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妇女署，向非盟提供军事援助，免除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岛屿发展中国家债务，等等。这些举措和行动将大大提升中国在这些领域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第五，重视国际法治。近两年，我国领导人多次强调要加强国际法治。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王毅外长分别提出国际关系的法治化、维护国际法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在国际法框架内促和平谋发展等主张。法治是国际社会主流价值观，与我国的依法治国有共通性。如果说在民主、自由、人权等问题上中国与西方还有较大分歧，那么国际法治将是中国与西方可以对话的共同话题。

　　进而思之，中国联合国外交的转型还需要进一步创新和突破。一是关于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和定位。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发展中国家中交纳联合国会费、维和摊款与派遣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习主席在联大宣布：中国的一票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目前，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有130多个，在一些具体的利益问题上也有差异，面对这种现实情况，中国如何更好地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值得更加深入地探索。二是关于联合国会费和维和摊款问题。我们“反对把中国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区别对待，不接受超过中国支付能力的计算方法”。同时更重要的是，如何利用会费增加的机会，争取应有的权利，如选派更多中国公民到联合国工作，争取更多联合国机构在华设立地区中心、总部、办事处、联络处，并学会从联合国把钱赚回来。三是关于联合国改革问题。中国关于联合国成立70周年的立场文件没有提及联合国改革。其实，我们应顺应形势和趋势引领改革，使联合国更民主、强大和有效。四是关于中国与联合国内部腐败问题。我们要预防和避免多边援助中的腐败问题。五是关于台湾地区的国际空间问题。这是一个政治性和技术性都很强的问题，同时也是两岸有合作潜力的领域。如何在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和前提下，根据国际组织的章程个案处理，台湾地区以合适的名义和身份参加国际活动，两岸在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开展适度合作，这是两岸关系中也是我们多边外交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中国联合国外交的转型需要学界提供更多的智力支持，所以就此倡议推动建立“联合国学”，对联合国进行历史研究、问题研究、领域研究和学理研究。

　　（作者系复旦大学联合国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上海联合国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