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同共产党时相龃龉的朋友
—— 怎样看待历史名人之二
2015年10月27日 07:5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0月27日第831期 作者:陈瑛

  前一时期,有些人对梁漱溟先生突感兴趣,做了许多文章。一是把他推举为当代儒家的“圣人”,一是把他描绘成“前后如一,表里如一”的“反毛”英雄。这两点看法,都离事实甚远。梁漱溟先生是什么人?公正地说,他是个热爱中国文化的爱国知识分子,但他不是革命战士,更不是圣人和完人,在他身上有着浓厚的旧文人思想和习气,因而屡犯错误,是与共产党经常龃龉、矛盾,但又不断改正错误、坚持进步的朋友。

  说起梁先生与中国共产党的龃龉,第一次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当时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结合中国的革命实践,以农村为重点,建党、建军、建立红色政权,开展武装革命斗争。而此时的梁先生,尽管也认为解决中国问题,“社会改造的重点是乡村”,却怀疑和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强调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特殊性,说“中国社会是‘职业分途’、‘伦理本位’的社会,不存在阶级的界限”。他依照儒家调和、持中的观点,主张“渐进”,“新旧杂糅”、“存旧立新”,反对搞阶级斗争、开展土地革命,企图从文化教育和道德入手,“在维护中国的旧伦理、旧道德的基础上,吸取西方先进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从而实现以中国文化为本位、为主体的中西调和”。依靠军阀韩复榘等人的支持,在山东、河南等地,搞起所谓的“乡治”、“乡村建设运动”,这些活动成效甚微,后来被迫停止。抗日战争时,他在邹平以自卫名义组织抗日,结果后来该组织的一部分被韩复榘带走,另一部分投靠日本,做了汉奸。当地群众意见极大,以至于一些乡村建设的干部也被群众所杀。实践证明,他的乡村建设之路走不通。

  梁先生第二次与中国共产党的严重龃龉,是在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国共和谈时期。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积极备战,猖狂进犯东北、山东解放区。“民主党派经历着激烈的动荡和分化。他们之中有一些人,既不相信共产党的力量,又屈服于国民党当局的压力,表现出观望、犹豫、动摇。”当时,梁先生以“民盟秘书长”的身份,做“调解人”,违背民盟与共产党原来的协议,事先没有打招呼,单独提出方案,欲使共产党人放弃武装,交出根据地。此事最后让一向重视友情的周恩来,当时含着眼泪对他说:“十年交情从此算完。今天国民党是我的敌人,你们也是我的敌人!”摔门而出。梁先生被迫撤回提案,辞去民盟秘书长职务。 

  第三次梁先生与中国共产党的龃龉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此时他仍然寄希望于国共和谈。当解放军百万雄师打过长江,毛泽东赋诗“宜将剩勇追穷寇”之时,他还认为“追穷寇”是错误的,说“错了!错了!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的,偏激和惰后都不行”。“真正统一中国的方法也只能是适应中国文化之根本精神的中和。”即使新中国成立之后的1950年,毛泽东邀请他到北京参加人民政府,梁先生“当时不相信中国就此能统一稳定下来,为了保持中立的立场,他表示想留在政府外”,拒绝了邀请。

  梁先生第四次与中国共产党的龃龉是在50年代前期,中国人民正在大力建设重工业和抗美援朝之时。1953年9月,在全国政协扩大会议上,他批评共产党自进城后,忽视农村,“农民的生活依然很苦”,在“九地之下”。毛泽东批评他的“照顾农民”,只是“孔孟之徒施以仁政”。指出“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新中国的发展史充分证明了党中央当时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从以上四次梁先生与中国共产党的龃龉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分歧和争论,不是出自门派的一时意气,更不是限于个人道德品质之类的分歧,而是出自指导思想、政治见解的深刻不同。归根到底,是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还是以“士大夫”自居;是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为指导,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是坚持守旧的所谓儒家立场,搞一点不彻底的民主主义革命。

  虽然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有着几次原则性的分歧,但是梁漱溟先生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朋友而不是敌人。这首先是因为他有着爱国爱民的动机,赞成并投入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两者之间的根本方向是一致的。其次,梁先生在更多的情况下,能够坚持正义立场,拒绝蒋介石集团的威胁利诱。1946年,当闻一多、李公朴两位先生被暗杀时,他挺身而出,“你们还有第三颗子弹吗?我在这里等着它!”高呼“取消特务”。而与共产党的矛盾,一向坚持以朋友态度,协商解决。例如在1938年春,他曾主动访问延安,两次与毛泽东通宵辩论。对于20世纪50年代初与毛主席的激烈辩论,后来他也检讨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内心深处并不像表面上那样孤高狂傲,有时也能反省,承认“自己的观点经常前后不一”。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面对国家统一、社会进步的形势,尤其是参加了“土改”,他的思想发生了一些转变。1951年10月,在全国政协第一届三次会议上,他作了《信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改造自己》的发言,承认“自己在生活态度上在思想上很有毛病,很有缺点”,表示“要学习共产党的方式以改造我自己”。不久,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公开“检讨自己错误所在”,诚恳地表示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阶级观点和唯物观点,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他承认自己在山东的失败,就在于把乡村看成“整个的”,而没有看到内部存在的阶级与阶级矛盾。特别是在晚年,他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书,尤其是毛泽东著作,虽然对马克思主义始终一知半解,思想变化不大,却并不是像某些人所描绘的那样“掉背孤行,抗拒时俗”。

  热爱和笃信儒学,使梁先生一生爱国爱民,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朋友;但是也因为他固守儒学立场,不能与时俱进,又造成他在思想和行动中的许多局限,与中国共产党不断龃龉。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罢!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武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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