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受中东和北非政治局势持续动荡的影响，来自叙利亚、利比亚的难民纷纷涌向欧洲，欧洲开始面临自二战后最为严峻的难民潮危机。据统计，至2015年9月，经过地中海进入欧洲的难民和移民总数已经超过50万。仅前8个月，就有超过38.3万难民在希腊登记入境，其中叙利亚难民占了45%。这些来自叙利亚的难民之所以放弃自己的家园，不远千里奔赴欧洲，其根源还应追溯到美国对叙利亚干涉导致叙政局失控、继而爆发内战，使极端主义势力日益肆虐。而一直在国际社会打着“人权高于主权”旗号，借此多次向其他国家发难的美国，却在难民问题上畏首畏尾，不愿承担应有责任。我们认为理解难民问题的切入点，要从历史的角度观察美国外交政策的演变进程，美国奉行的霸权主义是当今很多全球性问题的根源。

　　二战后美国的单边全球主义

　　二战后美国的霸权建立在三大支柱上：第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建立，即布雷顿森林体系提供的自由贸易、美元货币稳定以及全球经济相互依存的加深；第二，全球性和地区性集体安全框架的确立，即美洲—欧洲—亚洲军事同盟的形成以阻挡共产主义的扩张；第三，全球贸易机制的强化，即巩固以欧亚为中心的全球贸易网络。美国明白其自身的繁荣及全球秩序的运转与盟国的成功紧紧绑在一起，因此美国愿意并且有能力维护其伙伴国家的安全和繁荣。

　　在此期间美国通过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反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援助以及强化国际组织的作用等建立起了世界霸权，并推进了世界自由市场的发展。这种单边全球主义后来由查尔斯·金德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理论化为“霸权稳定论”，并由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进一步发展。即美国为了自身利益承担起“全球秩序保护者”的角色。在一些美国学者看来，过去60多年间的国际体系本质上都是由美国创建的，没有美国（或者说没有美国的领导），世界将享受不到和平、繁荣和自由。

　　美国之所以极力维护二战后的世界秩序，主要是维护它在二战后建立起的主导权和维持世界秩序内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关系。确保国际秩序的不平等和全球性财富差距就能使美国在世界秩序中保持特权。而现在正在崛起的新兴国家及其对现行秩序的挑战被美国视为对旧有全球关系模式的威胁。这可以通过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在1948年其负责的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书中一段赤裸裸的表白得到印证：“我们拥有世界财富的50％，但人口仅仅占到世界的6.3％……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势必成为被嫉妒和怨恨的对象……我们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真正的任务是设计和制定国际关系的一个模式，这个模式能使我们在这种关系中总是受益……我们应该停止谈论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权和民主化。这一天已经不远了，当我们将不得不面对直接的力量对比，我们越少被理想主义的口号所阻碍越好。”

　　凯南的直言不讳也暴露了美国建构世界秩序的两大隐蔽点：一是所谓的美国“普世价值”，即人权、民主、平等、自由等，根本不是世界秩序的精神和实质；二是在世界秩序制定和执行国际政治和经济规则时必须嵌入符合美国利益的内涵和机制。

　　后冷战时代美国的全球单边主义

　　后冷战时代的美国，其国际战略思想开始从“单边全球主义”向“全球单边主义”转变。这一时期，美国面临着一个基于兼具考茨基（Karl Kautsky）和列宁不同理解的世界。考茨基认为一个“发达国家资本主义联盟”在国际关系中发挥主要作用，而列宁则认为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帝国主义的根本矛盾问题）。因此，正如一些学者的分析，后冷战时代的美国，着力于在兼有考茨基和列宁分析框架下处理全球事务和制定政治经济政策，即一方面竭力维护一个联合的、自由的全球资本主义联盟，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应对在全球和地区事务中与其盟国产生的分歧。

　　苏联的解体以及世界经济的多极化，大大降低了美国对于欧洲和亚洲“安全保护伞”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促使二战后美国和盟国解决全球问题的安全黏合剂不复存在。美国的欧亚盟国在双边、多边经济问题上的差异，及它们对全球和地区安全环境的不同考量所产生的冲突，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传统同盟体系之内。

　　在美国国内，对于有必要复兴美国领导地位的认识反映在“新威尔逊主义”上，即一种新的世界霸权合法性依据。这是由一个兼有国际自由主义势力和单边新保守主义者所组成的联盟塑造而成的。根据学者的解读，这个联盟坚信，一个富于进攻性的美国领导势力将不仅有利于美国自身而且有利于整个世界。如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和威廉·克里斯托（William Kristol）在2000年《国家利益》杂志中直言不讳：“因为今天的国际体系已经不是建立在传统的均势关系上，而是建立在美国霸权基础之上。美国所塑造的国际金融机构服务于美国的利益。国际安全机构主要是由美国领导下的同盟体系所主导。美国人宣称的国际规范主要是美国和西欧国家处事原则的反映。正如今天一个相对良好的国家环境是霸权影响力的产物，任何企图削弱这种影响力的行为都将使得其他国家拥有更大的空间去按照自己的需要重新塑造这个世界。诸如中国和俄罗斯等国，一旦获得机会，它们将塑造一个大不一样，甚至威胁美国利益的国际体系。”

　　基于战后和后冷战时代的发展演变，美国的“单边主义”、“干涉主义”、“民主和政权更替”以及“责任主权”等一系列价值规范所主导的政策开始发酵，深刻影响着国际关系的发展。尤其是在“9·11”后，美国展开反恐战争以来，这些政策给全球安全播下了有毒的种子，这就包括目前的难民潮问题。

　　美国“单边主义”与“大中东战略”

　　纵观美国在以人权为由的现代国际关系发展进程中，更多的是利用人权问题为其对外战略和霸权主义服务，主要表现为美国多次假人权之名并以“人权卫士”自居，不顾他国人民的实际需要对其内政粗暴干涉。从伊拉克战争就可以看出，美国首先提出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理由被揭穿，继之借“捍卫人权”把一个相对繁荣稳定的伊拉克变成现在地狱般的一片废墟。

　　美国自“9·11”后就把叙利亚看作是实现其以“民主改造”为核心的“大中东战略”的主要障碍，始终认为叙利亚是支持恐怖主义的主要国家之一；此外，在巴以问题上，叙利亚也历来选择支持巴勒斯坦抵抗组织和黎巴嫩真主党，这就直接干扰了美国在中东地区推行“民主化改造”的战略。因此，美国一直将叙利亚视为其“中东棋盘”上的眼中钉、肉中刺，多次以政治、经济和外交手段对叙利亚施压。

　　受中东北非地区“阿拉伯之春”的波及，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其后叙利亚内战、化武危机以及如今“伊斯兰国”的崛起和猖獗，构成了近年来叙利亚国内冲突不断升级和难民潮不断扩大的几个重要阶段。然而，促成叙利亚国内局势不断恶化的主要动因来自美国在其“大中东战略”指导下的粗暴干涉。在危机初期，美国就借叙利亚国内出现人道主义危机为由，干涉叙利亚国内政局，强烈要求不符合美国中东利益的巴沙尔政府下台，并且大力援助、武装反政府势力，从而促使危机升级为内战，造成大规模的人员伤亡和上百万人的流离失所。随着局势的不断恶化和失控，越来越多的极端主义者开始在叙利亚内战中扮演主要角色，其中，“伊斯兰国”迅速崛起并控制了叙利亚北部和东部地区，这打乱了美国之前的战略布局。因此，美国开始转过头来对“伊斯兰国”进行持续不断的空袭，但这不仅没能消灭这个新生势力，反而使其愈加壮大，从而进一步恶化了叙利亚国内的生存环境，迫使大量难民远赴他乡。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美国在叙利亚危机中，首先考虑的并不是叙利亚人民的生活境况，而是想借助叙利亚的人权问题，通过极端手段迅速铲除反美的巴沙尔政府，从而更好地服务其“大中东战略”。因此，美国应当为欧洲难民潮问题负主要责任，其虚伪的“人权普适”观难掩在中东地区实行霸权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丑陋嘴脸。

　　难民潮是美国问题还是全球问题？

　　美国不仅是此次欧洲难民问题发生的“罪魁祸首”，而且在应对和解决该问题上，也表现出与其应负责任不相符的消极态度。美国正在试图将这个“美国问题”转变为“全球问题”。正如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最近所说：“美国应当在解决叙利亚难民危机上有所作为，但是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更加广泛的全球合作”，“我们应当履行我们的义务，欧洲人也应当履行他们的义务；但是有一点必须明确，这是一个更加广泛的全球性危机。”

　　虽然在国际社会（其欧洲盟友）和国内社会（人权观察组织）的双重压力下，美国政府才勉强宣布接受1万名叙利亚难民，但是这对于缓解当前的难民潮困境可谓杯水车薪。美国一直以保护美国人的安全为由，拒绝接纳更多的难民，但是这种只注重本国国家利益而忽视他国人民权利的做法，恰恰违背了其“人权普适性”原则。而美国这种自己制造麻烦，却要求全球为其买单的做法，进一步地暴露了美国“全球单边主义”的实质及其对世界带来的恶果。

　　（作者单位：丹麦王国奥尔堡大学发展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