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和问题，中国学术界逐渐凝聚一个共识，这就是与中国道路的历史独创性和世界性崛起相适应的文化自觉理念。

　　全球交往使得文化问题日益突显

　　我们当今面临着异常复杂的文化图景：几大文化传统或文化体系在中国巨大而艰难的社会转型中风云际会；由此，依附于各种文化核心价值的学术思潮、社会思潮在中国现代性诉求语境中激烈碰撞；在世界市场制导的全球化趋势中，文化问题不断被推向历史的前台。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因此，我们这个时代的经济全球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全球化的社会结构，是这个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基础。由历史基础所产生的如下一些问题，必然要求给予哲学的回答：全球化背景下核心价值观博弈与竞争中的文化定位问题；在文化交往中如何继承和借鉴的方法论问题；中国道路的文化积淀及其世界历史性的文化意义问题；在历史必然性中文化的自主选择问题；在人化“文化”与文化“化人”视域中如何以人的生存发展为尺度去衡量和选择文化的问题；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思想路径问题，这包括：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创新发展中推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主线；在切中当代中国现实、在历史展开的必然性中确立文化建设的中国内涵；在跨文化世界普遍交往中承认文化多样性并倡导文化间彼此尊重和包容，如此等等。

　　中国整体文化观的构建应面向现实

　　构建当代中国的整体文化观，首先要做的是从马克思的思想中寻求思想资源和基础理论。马克思说：“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这里，“物质生活本身”也就是体现在器物、制度和精神层面的文化。文化向来不是独立于人的生活世界的玄而又玄的抽象存在，而是现实的人在其现实的生活过程中所创造的产物，是对象性活动的人类本质力量的体现。因而，文化不是外在于人类生活，而是内在于人类历史过程的；文化不是天然形成，而是可以加以塑造的；文化不是一经形成就变动不居，而是随着历史和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完善的。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我们的考察方法“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由此也就得出下述结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怪影’、‘幽灵’、‘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

　　马克思的方法论原则启示我们，建构当代中国整体文化观应面向现实。同时，正像黑格尔说的那样，“人既然是精神，则他必须而且应该自视为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切不可低估或小视他本身精神的伟大和力量。”文明的特征是形成有别于其他文明的哲学思想体系。因此，从“幼稚的天真”到至高无上的文化典范，构建当代中国整体的文化观，同样也不能缺少精神的力量和哲学的沉思。

　　唯物史观是文化哲学研究的基本叙事前提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序言里曾提出过两个计划。一个是：“历史现在仍然指派神学这个历来的哲学的溃烂区本身来显示哲学的消极解体，即哲学的腐烂过程。关于这个饶有兴味的历史的判决，这个历史的涅墨西斯，我将在另一个场合加以详细的介绍。”马克思的这个想法很快就在他和恩格斯合写的《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中实现了。

　　在同一个序言中，马克思还提出过另一个计划，他说：“我打算用不同的、单独的小册子来批判法、道德、政治等等，最后再以一本专门的著作来说明整体的联系、各部分的关系，并对这一切材料的思辨加工进行批判。”但是，马克思的这个计划没有实现，他没有写这些专门的小册子。马克思是一个严谨的学者，他不会超验地给人造成一种任意制造体系的外表。真正的原因就在于马克思确信，在他没有对各种社会，包括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也就是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作出科学的分析以前，要对法、道德、政治和上层建筑的其他范畴的问题进行独立的科学的考察是不可能的。

　　从马克思哲学的基本品格和他所创立的唯物史观的理论特性判断，显然，马克思不是一个文化决定论者。这意味着，如果我们是从唯物史观的视域来讨论文化建构的哲学基础，这就构成了一个基本的叙事前提。这一点如果没有疑义的话，也可以看作它规范了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基本方向。

　　文化哲学研究应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

　　文化哲学的张力是巨大的，边界是宽泛的，内涵是不确定的，正像有学者指出的，没有什么先验的指导性准则来确定文化哲学该研究什么或不该研究什么。但是，在这些不确定性中，有一点必须确定，那就是贯穿文化哲学的处于核心地位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

　　从文化建构的哲学基础的意义上思考和定位“文化哲学”，就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文化+哲学”的两个概念之和，这种思考维度无疑会将文化哲学引向狭隘的部门哲学或某个哲学分支上去，降低我们探讨这一问题的层次。文化哲学应该是对文化的总的看法，是一种总体性的观点，在这样的哲学高度思考，必然将问题引向对当代中国的实践结构和社会结构对人的存在所具有的文化意义的思考。如果说，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道路和实践模式具有人类文明的历史独创性，那么这种独特性必然反映在当代中国的文化特性之中，历史地、辩证地把握这种深刻的历史、实践、文化的逻辑关联，是形成时代精神中国表达的一个重要基础。由此，也可以和那种仅仅依靠观念形态的文化变革就能独立地创造历史的文化史观相区别，这应该是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的学术方向。

　　考察危机中的文化不能脱离实际的历史运动

　　我们知道，文化问题往往是伴随着社会重大转型产生的选择困境，应对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常常表现为对文化的迫切思考。但观念论的文化史观以绝对论的姿态从“说明一切”的意义上为破解危机寻找和建构解释一切的权力。例如，近代以来中国面临重大民族危机的时候，在文化层面往往集中出现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要么认为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是实现彻底的文化断裂，要么反过来认为社会动荡之源恰恰是文化断层。民族传统、传统文化能否随意割舍？作为整体性的、连续性的、积淀性的、承继性的文化，能否不顾现实和历史的流变逻辑而仅仅遵从观念的设想进行“文化拼图”的设计？马克思说：“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这为我们考察危机中的文化问题提供了科学方法论。根据这个方法论，我们在评判重大历史事变和社会转型的文化意义的时候，不能脱离实际的历史运动以及社会经济与政治关系的实际变化过程，以抽象的孤立的价值观念为尺度，而是要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

　　文化哲学研究的深刻意义在于形成文化自觉

　　实际上，“文化哲学”的提出本身就对唯物史观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当然这种挑战不是颠覆性的，而是重构或发展意义上的挑战。文化哲学与唯物史观的关系显然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问题在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经过理论与实践双重论证的严密的科学体系，而文化哲学虽然提出了许多重大问题，但要建构起经过科学论证的理论体系，还需要经历深入的探索。当今的文化哲学研究，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征兆：试图寻找时代精神的中国表达方式、试图概括当代中国人的存在的基本精神、试图确立中国在世界文明进程中的文化标志、试图从文化建构上把握中国现代性的维度，并给予更加深切的人文关怀和价值关怀。我们应该充分肯定文化哲学的立意高度，并充分肯定文化哲学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唯物史观强调文化的实践基础以及文化所凝结的社会基本特性。处于文化结构中心地位的历史价值观，是由基于生产力发展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决定的。正如恩格斯所言：“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那么，在全球化多元复合的价值与文化冲突中如何塑造民族的思想自我，在中国与世界的现代性场景中如何确立我们的精神向度？文化哲学应该有一个责任承担。文化哲学研究的深刻意义，正在于将民族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聚合成引导我们走向未来的伟大动力，正在于在改革开放所面临的一系列前所未有而必须攻克时艰的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探索中，形成一种文化自觉。在中国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定位上，以世界眼光确立中华民族的精神自我，决定了我们的思想高度和文化空间。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