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准确理解“新常态” 提振中国发展自信心
2015年01月28日 08:0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月28日第698期 作者:本报记者 毛莉

  “新常态”无疑是描述当前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形势的关键词。在国内外有关中国经济“新常态”内涵的众多解读中,有人将“新常态”片面理解为“经济下行”,甚至出现了唱空中国经济的论调。而事实上,中国经济“新常态”有其确定的内涵,即更加重视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率。有学者表示,注重质量和效率并不等于轻视增长和速度,而是要将增长和速度放在更高质量和效率的基础上。本期“学海观潮”约请几位学者,围绕“新常态”的内涵与特征,以及“新常态”下改革的方向与重点等进行深入探讨。

  

  对话人

  邱海平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何自力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周文  云南师范大学教授       

  刘震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在国际经济新形势下理解“新常态”

  邱海平:1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了历史性跨越,我国基本国情的内涵不断发生变化,我们面临的国际国内风险、面临的难题也发生了重要变化。我们提出要准确把握、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就是适应国际国内环境变化、辩证分析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作出的判断。”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清楚地表明,“新常态”不仅是党中央对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准确判断,也是对于当前国际经济形势的高度概括。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陷入新一轮持续低迷状态。虽然经过了7年时间的调整,但几乎所有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恢复的情况都乏善可陈。几乎没有经济学家能够明确指出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前景和机会到底在哪里。种种情况以及国内外学者的大量研究表明,发达经济体重返“大稳定”时期的经济增长遥遥无期。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极其重要的背景之一。

  我们之所以必须把“新常态”置于国际经济新形势的大背景之下,是因为中国经济已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相当程度上是通过引进外资、引进国外技术和市场来实现的。中国经济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曾经高达60%。这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为止的“旧常态”。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2008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金融危机的爆发,如果没有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旧常态”的突然变轨,中国或许将继续沿着原有经济增长模式和轨道往前走。假如情况真是如此,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便不可能得到优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不仅改变了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旧常态”,而且也在客观上革了以往中国经济高物耗、高能耗、重污染、不平衡增长“旧常态”的命。只有从国际经济形势与国内经济形势的相互关系这个角度出发,才能更加全面地把握“新常态”的内涵。

  不能将“新常态”片面理解为“经济下行”

  何自力:正确理解经济“新常态”,不能简单把它与经济下行或低速运行联系在一起。中国经济“新常态”有其确定的内涵——更加重视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率。注重质量和效率并不等于轻视增长和速度,而是要将增长和速度放在更高质量和效率的基础上。

  应该说,“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将依然保持相对高位运行,这一态势不会改变。2014年中国经济的增速为7.4%,这虽然比过去略有下降,但在世界范围内仍然是较高的。事实上,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由于经济体量基数庞大,7.4%增速实现的经济增量比五年前增长10%的数量还要大。中国的城镇化与工业化和农村人口转移同步进行,会产生巨大的投资和消费需求,这有助于拉动经济高速增长。作为政府职能转换的重要步骤,政府将致力于扩大公共产品供给,大规模的政府采购将形成对经济增长的巨大推动力。中国的高铁技术、核电技术、通信技术以及庞大的装备制造业具有强大的出口竞争力,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依然发挥着重要的引擎作用。总之,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保持中高增速的基础条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2015年中国经济发展形势依然十分乐观。

  周文:2014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局之年。纵观2014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先后召开了八次会议全面部署改革战略,形成了以点带面、上下联动的改革效应,有力促进了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预期目标实现。一些难度大、阻力大的改革有望在2015年得到强力推进,从而进一步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迈向中高端水平培育持久动力。我们相信,随着2015年全面深化改革的进一步推进,改革的力量将会化解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而呈现出新机遇,中国经济有望在2016年以后再现7.5%左右甚至更高的增长率。

  坚持五大基本原则建立经济体制新形态

  何自力: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需要经济保持必要的高速度,但“新常态”下的高速度一定要与高效率相统一,必须以质量和效率的提升为条件,以牺牲生存环境为代价的高速度不具有可持续性。经济发展由重数量转向更加重视质量和效率,客观上要求改革和创新经济运行机制和宏观调控体制。经济体制机制创新不以质量效率为导向,是不可能实现经济运行提质增效的。经济“新常态”呼唤经济体制新形态,这是观察中国经济发展趋势及对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建立质量导向型新经济体制,我认为必须坚持五大基本原则。

  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不动摇。坚持和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仅仅是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而且也是切实实现经济发展提质增效目标的重要条件。以基本经济制度及其实现形式为制度基础,推动并实现发展方式由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变,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中国方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重要内容。那种认为只有私有化才能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率的观点和主张是完全错误的,必须坚决反对。

  正确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调节作用。让市场在资源配置和提质增效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就是要做到:进一步扩大企业自主权,提高各类市场主体的自主决策水平;完善市场体系,消除市场壁垒,使各种生产要素在各地区、各部门自由有序流动,实现要素的优化配置;健全市场规则,激励市场主体在技术、产品、管理、组织以及制度等方面进行自主创新并获得创新红利,优胜劣汰。但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和提质增效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不等于完全依靠市场推动提质增效,更不等于放任市场实现提质增效。市场的经济调节作用应当在科学发展的制度框架内予以发挥,以便最大限度地降低市场自发调节的弊端可能造成的危害。

  科学发挥政府的制度供给作用。“新常态”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不是要弱化市场的作用,更不是要用政府替代市场,而是要让政府帮助市场更好地发挥决定性作用,让政府做市场做不了、做不好的事。“新常态”下的经济运行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新制度安排,制度安排有两类:一类是与特定的文化传统相关的习俗和习惯,这类制度是约定俗成的;另一类是法律和规则体系,这类制度需要政府自觉建构。在“新常态”下,为确保经济运行提质增效,政府必须主动积极构建依法运行和依法治理的市场经济新秩序,要加大发展战略、规划、政策、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力度,加强各级政府履行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责的能力建设和制度建设,使质量型经济运行模式具有坚实的制度支撑。

  进一步壮大国有经济。国有经济在能源、交通、通信、金融、基础设施等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支配地位,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中国经济正处于重化工业化和加工制造业居主导地位的经济发展阶段,已经形成了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基础、资金密集型产业为骨干、技术密集型产业为引领的产业发展格局,国有经济是这一产业格局的基础性组织和制度支撑,国有企业凭借经济实力雄厚、运营规模庞大、组织体系严密、人力资源丰富、管理制度严格的制度和组织优势可以有力地推动产业升级换代并实现三种产业类型有机统一、协同发展。“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必须大力推进产业升级换代和各类产业协同发展,这是实现经济运行提质增效的根本所在。因此,要不断壮大国有经济,使国有经济成为推动产业升级换代和各类产业协同发展、实现经济运行提质增效目标的中坚力量。

  坚持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有机统一,实行结构调控为主的宏观调控体制机制。“新常态”下经济运行提质增效的目标既不能靠传统的计划经济思维来实现,也不能靠凯恩斯主义思维来实现,必须创新宏观调控思维,这就是以调结构、稳增长、促就业、惠民生“四位一体”的宏观调控原则为指导,构建并实施供给管理为主、需求管理为辅的宏观调控体制。该调控体制的重点是结构调控与总量调控相结合,以结构调控为主,综合运用经济、行政和法律手段对微观主体的投资和消费活动进行调控和干预,确保总供给和总需求在结构与总量上实现平衡,为经济运行提质增效目标的实现建立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

  2015年:五大改革、一个重点值得期待

  周文:我特别赞同何自力谈到的科学发挥政府的制度供给作用。2015年将成为改革攻坚年。2015年的改革着力点会从2014年政府支撑改革的“开场戏”,转到重点立足建立和完善市场体系、市场秩序、市场竞争机制改革的“重头戏”。一些重点、关键和关联性大的领域改革有望迈出重大步伐,其中五大改革、一个重点让人尤为期待。

  一是在坚持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这“三条底线”的基础上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是“牵牛鼻子”的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可以带动和影响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全局。2015年我国将继续推进农村土地登记确权工作,在此基础上加快发展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稳步推进土地经营权抵押、担保试点,促进农村土地规模化经营,让土地改革释放出更多的城镇化红利,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农村土地改革,共享改革和发展成果。

  二是户籍制度改革有望提速。户籍改革具有整体性、综合性和系统性,牵涉部门利益较多,多年来改革力度和效果不佳。2014年底召开的“全国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和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预示着2015年地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有了重要依据。以此为契机,2015年户籍制度改革有望提速,从而进一步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提高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和质量。

  三是价格改革难点得到突破。改革和理顺能源、交通、环保等价格形成机制,稳步放开与居民生活没有直接关系的绝大部分专业服务价格,是经济改革最重要的微观领域。这些商品和服务价格改革的加快推进,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改革新定位落到实处。资源品价格改革,不仅要全面放开,而且相应的税收改革也要同步推进。与此同时,2015年公共服务(产品)价格改革预计将在确保增进民众福祉和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着手启动和审慎地予以推进。

  四是财税、金融改革有望得到重大突破。当前制约经济发展问题的一个瓶颈是财税、金融体制不合理,不论从提高整体经济效益角度,还是为了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都需要加大财政、金融两大宏观经济领域的改革,并尽快取得突破性进展。在财税体制改革方面,首先是加大个人所得税、消费税、资源税的调节作用,加快房产税、环境保护税的立法和实施;其次是扩大地方债的试点范围和规模,健全地方政府债券市场化定价机制,强化对地方政府举债的市场化约束,维护投资者权益和市场信心;再次是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要尽快出台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鼓励引导更多社会资本参与重点领域建设。在金融体制改革方面,金融改革的重点将集中在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使中国从“高储蓄”向“高资本形成率”转型,形成有利于促进实体资本和虚拟资本的均衡,配合国家“一带一路”、“京津冀协调发展”、“长江经济带”和“自贸区”建设等宏观战略的实施。

  五是国企改革或将有重大进展。2014年由于国家层面方案没有出台,地方国企改革突破较少,随着顶层设计方案的出台,2015年国企改革料将有大进展和大动作。现在国企改革的主要问题是分类不清,在理论上没有一个恰当定义和清晰概念。笼统地谈国企改革,不仅改革难度大,而且改革也很难推行下去。因此,准确分类是实现下一步国企改革的重要一步。预料2015年中国国有企业将在分类的基础上,渐次推进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混合所有制、董事会和高管制度、员工持股计划等多项改革。这些改革将促进主体平等、资本融合、产权流转和市场开放,提升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拓展民营资本的市场空间,增强市场机制的一体化程度,从而为中国经济的发展释放重要的市场空间和效率空间。

  一个重点是推动体制机制创新为经济增长动力转换提供支撑。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体制机制创新对经济平稳增长尤为重要。其一,加大体制创新和政策支持力度,加快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既包括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也包括形成新的区域增长极。把健康、休闲旅游、文化等培育为新的消费增长点;加快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建设,促进长江经济带发展,带动东中西、南北的经济融合,以优化产业和区域交通一体化为核心,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其二,积极推进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着力推动中国经济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转换。主要是提高一些战略性产业(汽车、节能环保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支持已形成一定新优势的产业(如高铁、光伏产业、造船业和支线飞机)继续做大做强。其三,加快和提升服务业发展水平。在“新常态”下,服务业是结构升级、扩大就业、缩小收入分配的重要渠道。服务业一直是中国经济的短板,由于受各种体制机制和政策的限制,目前发展速度仍然偏低,必须从改革和开放两方面为服务业发展提供强劲推进力,促进服务业快速发展,进而把增加公共产品供给与促进服务业发展作为经济发展的重点。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保障经济可持续增长

  刘震:我想谈谈“新常态”下财政支出改革的问题。改革开放30多年,以财政支出总量扩张为主的宏观经济政策对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面对1998年亚洲经济危机以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积极财政政策使我国经济在极端不利的外部经济环境中实现了平稳增长。随着我国经济增速的自主调整和逐步回归理性,经济增长率长期保持两位数的态势不再是常态,财政收入的增速随之放缓。在财政收入趋紧的约束下,以大规模的财政总量扩张政策来带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将无法持续,必须寻求改革。但我不同意有些经济学家认为的“我国财政支出规模过大”,我认为我国的财政支出不是规模问题,而是结构问题;在合理的支出结构下,我国的财政支出规模不是过大而是过小。在全面深入推进改革的当下,财政支出改革无疑对于我国适应经济“新常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缓解地方债务风险、促进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有重要意义。我建议,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应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降低经济建设支出占比,解决财政“越位”问题。由于唯经济增长目标的考核导向,一段时间以来地方各级政府与市场边界不清,政府过多承担了本应由市场承担的功能,在资源配置中起了主导作用,造成了价格信号的扭曲。同时,根据实证检验结论可知,经济建设支出占比过高对于长期经济增长有负向影响。因此,当前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首先要切实降低经济建设支出占比,解决财政“越位”问题,将政府对经济作用更多发挥在宏观调控领域,在微观领域更加突出市场的作用。具体来说,应优化资金投向,经济建设支出要偏向基础设施建设,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和氛围;经济建设支出要从一般竞争性领域和生产流通环节退出,更多发挥公共服务的职能;改变政府官员的考核激励指标,增加民生指标、经济社会长远发展指标在官员考核激励中的权重,抑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

  提高社会文教支出占比,解决财政“缺位”问题。社会文教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然而,我国社会文教支出目前占比较低。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是劳动密集型增长,要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科技驱动型转变,需要提高社会文教支出占比。政府在社会文教支出领域的“缺位”问题亟待解决。例如,应加大财政教育支出力度,突出教育支出的公共性;加强财政对科学研究的投入,以科技创新驱动经济发展;增加财政卫生资金的支出,缓解医疗资源紧张的局面;提高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控制行政管理支出占比,解决机构冗余问题。行政管理支出是政府部门顺利运转的基础,但其归根结底是消费性支出,比重过高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因此,控制行政管理支出占比,解决机构冗余问题且保障行政管理部门的顺利运转,发挥其为市场服务的功能,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的重要内容。应明确政府职能边界,减少“越位”,提高工作效率;以机构改革为契机,推动部分事业单位企业化改革,改变政府机构臃肿的状况;提高行政管理费用运营效率,降低行政成本,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

  加强财政支出监督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资金使用效率不高是影响我国财政支出发挥作用的重要问题。应重视对财政支出的管理,建立“规范、高效、安全”的财政支出管理体制,改变财政支出过程“重分配,轻管理”的问题;推行和完善财政公开制度,不断提高财政支出透明度;完善财政支出的监督和考核机制以及财政支出的公共决策机制,加强财政资金的监管。

  “新常态”思想的战略意义

  邱海平:大家以上探讨了“新常态”的内涵、特征,以及“新常态”下的改革方向和改革重点等问题。最后,我还想从更宏观的层面谈一谈“新常态”思想和理论的战略意义。我在前面谈到,应该从国际经济形势与国内经济形势互动这个角度理解“新常态”。在当今世界,中国经济不仅深受世界形势影响,也会对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理解这一点,对正确把握 “新常态”的战略意义十分重要。

  首先,我们必须破除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迷信。自清朝晚期以降,中国长期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不仅有鸦片战争的屈辱,更有甲午战争的惨败,由此产生了一种自卑心理。虽然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中国先进分子继承和发扬了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但近代以来形成的民族自卑心理仍在一些国人心中挥之不去。这种心理状态不克服,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就不可能实现。2008年发达国家金融危机的爆发、时至今日发达国家的经济表现以及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显著成绩,给那些惯于崇洋媚外的人以棒喝,也极大增强了国民普遍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对“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前景,我们也应该继续保有这份自信心。

  其次,我们必须充分认识中华民族的人类责任感,争取为世界的繁荣和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在一定阶段和一定历史条件下,中国甘当外国的“小学生”是必然的和必要的。但在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今天,在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前景暗淡的情况下,如果我们仍然习惯于跟在发达国家后面跑,就完全不应该了。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科技创新、经济规模和综合实力、教育发展和国民素质、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等各方面,已经具备了承担更多国际和人类义务和责任的条件。这一点,连西方发达国家的政要都已经认识到了,他们不是都在讲要搭乘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便车”吗?在“新常态”下,如何进一步探索中国对外开放的全新模式和道路,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的中国动力,是我们需要认识和研究的重大课题。

  再次,我们必须从引领世界的高度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作出设计。中华民族面临伟大复兴的难得历史机遇。要把这种机遇转化为现实,就必须深刻认识实现这个机遇的各种条件和要素。世界经验表明,一个国家要引领世界,不仅必须是一个大体量的经济体,而且还要拥有先进的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发达的科技教育水平和先进的文化等。如何从引领世界的高度来审视和安排我们的改革和发展,是一件头等重要的事情。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表明,我们只有从世界格局和特定阶段的具体形势出发,充分利用和把握世界发展提供的机遇,同时充分认识和积极应对国际形势提出的各种挑战,才能更好地明确未来的改革方向和改革重点。从这个角度说,如何进一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有效推进中国科技教育体制改革和发展,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型文化,应该成为中国2015年以及未来一段时期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头戏。

责任编辑:梁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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