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设立的新式海关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现代化的部门。从1860年起，海关就开始按照西方的管理与统计理念，建立起一套严格的申报、汇总、出版体制，并基本持续到1949年。近代中国海关内部出版物以其编制时间之长，内容之广泛，表达方法之严谨，成为近代中国留存下来的一套最为系统完整的史料。同时，近代中国海关的最高领导总税务司长期由外国人担任，总税务司署和各地海关官员也大多为外国人，他们利用关税操纵中国财政，海关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维护在华贸易利益的工具。随着资本在全球的不断扩张，近代中国被迫卷入了世界市场。

　　8月29日，由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等共同主办的“《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未刊中国旧海关史料（1860—1949）》新书发布暨旧海关出版物与近代中国研究报告会”在上海召开。由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吴松弟整理的这套丛书经过近十年努力，首批199册已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余80余册将于2015年全部完成出版。围绕旧海关史料的整理出版情况、历史文献价值，本报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新式海关制度：最先移植到中国的西方制度

　　新式海关是中国对外贸易与对外交往的重要窗口。当时的海关业务范围极广，除负责对外贸易、征税、缉私、统计外，还负责航船停泊、引水、沿海灯塔和航标的设置与保养、疏浚航道、气象观测、口岸疾病检疫等，以及近代早期的邮政通信业务和准领事业务、华工出国事宜、对外赔款清偿、中国参与世界各类博览会的筹办等，甚至还参与各种外交与洋务活动。相应地，其内部出版物结构复杂，种类繁多，主要分为统计、特种、杂项、关务、官署、总署、邮政等七大系列。

　　由于收藏旧海关出版物的中国相关档案馆开放度低，学界难以得知各馆收藏情况。截至晚近，在各大图书馆能见到的巨量的旧海关文献，是2001年京华出版社出版的170册《中国旧海关史料》，该套丛书以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收藏为主，收罗全国各大图书馆所藏，约收录中国旧海关出版物“统计系列”总量的60%。吴松弟告诉记者，正是有感于此，他开始追寻国内外中国旧海关史料。2003年他在哈佛燕京图书馆意外发现大量旧海关出版物，此后两度前往哈佛燕京图书馆，发现不计日报、月报和月表在内，各类海关旧出版物的总量至少已达1010期（卷）。

　　“近代中国海关工作中形成的大量内部出版物，涉及当时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国际关系、生态等诸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厦门大学中国海关史研究中心主任戴一峰认为，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受到当时世界大势的深刻影响，制度变迁便是这种影响的重要标志之一。海关制度是中西交际时最先移植到中国的制度，针对近代中国海关的研究并非孤立的，而是以海关为切入点，考察近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海关内部出版物：近代中国变革真实纪录

　　海关内部出版物是海关作为近代中国变革的全程参与者所留下的真实历史纪录。“自1910—1918年《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发表以来，数代中外学者利用中国旧海关出版物，完成了一系列有关近代中国的研究，这些研究很多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经典，中国旧海关出版物也因之成为国际知名度较高的近代中国历史研究文献库。”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郑炯文说。

　　《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未刊中国旧海关史料（1860—1949）》所收资料约占中国近代海关内部出版物的一半。书中含有大量彩色地图，大多是经过科学测绘、信息丰富的近代全国或区域地图，对各地的近代历史研究具有特殊文献价值。

　　首先是系统性，19世纪中期后，海关总税务司署逐步建立起一套严格的定期汇报、发布制度，涵盖月报、季报、年报、专题报告、单项活动报告甚至重要口岸的日报、周报、旬报等，并一直维持到1949年。其次是准确性，海关出版物中的资料和文字描述，都是按照一定的标准，统一格式要求汇总上报，其中的很多表述至今仍然使用。再次，这些出版物多引用数据资料进行说明或分析，翔实而精细。最后，海关内部出版物内容丰富，它不仅是研究中国近代海关史、对外贸易史的基本资料，也是交通史、产业史、政治史、医学史、生态变迁史、地区史研究的重要文献。

　　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院长、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原所长滨下武志表示，近代中国海关的时间跨度极大，有益于研究者从全球化角度探讨海关在近代中国、亚洲与世界的关系中所起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