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欧政治舞台上崛起了具有民粹主义色彩的激进右翼政党。不同于传统主流政党，激进右翼政党使用民粹主义话语控诉权力精英，宣扬本土主义意识形态，排斥外来移民，倡导以威权主义政策维护国家利益。政治学者保罗·塔格特曾经认为，这些具有民粹主义色彩的反建制挑战不过是“间歇性出现的小插曲”。但在大约一代人的时间后，激进右翼政党的影响力早已今非昔比。从1994年到2021年，西欧先后有意大利、奥地利、丹麦、荷兰、瑞士、挪威、芬兰等国家的激进右翼政党参与组建了联合政府。现实情形表明，依据工业社会政党实践总结的理论模式，难以预判全球化时代政党政治的未来走向。激进右翼政党通过倡导反移民、反全球化等核心议题，拥有了不容小觑的选民基础，已经成为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行动者。

　　围绕激进右翼政党崛起动力的讨论，主要存在宏观结构和微观行动两种分析视角。宏观结构分析从国家与社会关系出发，认为激进右翼政党的崛起是社会转型危机的表现，说明政治体系难以容纳社会变迁衍生的冲突性诉求。微观行动分析从精英与大众的关系出发，认为激进右翼政党的崛起是煽动阶层对抗的结果，表明反建制领导人操纵了社会怨恨心理。宏观研究在挖掘激进力量发酵土壤的同时，容易受制于决定论的思维模式。微观研究在指出反建制领导人拥有策略自主性的同时，则容易陷入道德指控的误区。需要指出的是，只有以政党为中心并深入考察政党政治的社会基础，才能够确定激进右翼政党崛起的动力。

　　西方国家的政党体制，形成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大众民主化进程之中。政党体制的功能在于，将社会分野基础上的利益诉求传递至政治领域，整合为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公共政策。根据政治学者李普塞特等人的总结，自16世纪现代国家建构以来，西欧民族革命和工业革命衍生了四组基本分野，即中心—边缘、教会—国家、土地—工业以及雇主—工人。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政治世俗化的推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前三组分野导致的社会冲突基本弥合，阶级分野逐渐占据了主导性位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在科学技术革命的推动下，迎来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社会各阶级为了在体制内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目标，支持各自认同的政党合法竞争领导权。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者群体与社会民主党、工人党等左翼政党结成联盟，工商界精英和中产阶级则与保守党、自由党等右翼政党结成联盟，左右翼政党在选民联盟的支持下轮流执掌政权，协调了资本主义经济和大众民主政治之间的共存关系。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西欧逐渐进入后工业社会，也由此改变了政党政治的社会基础。在阶级构成方面，工业部门的重要性趋于下降，经理人员、技术专家构成的新中产阶级兴起；高等教育普及推动的职业流动性，逐渐模糊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身份边界。在价值取向方面，由于长期的经济发展和持续的政治稳定，物质条件、人身安全等议题的地位相对下降；社会成员愈发关注环境保护、性别正义等非经济议题，强调公民自主性、自我表达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在政党政治方面，主流政党为了实现选票最大化，政策纲领不断趋同，导致原有基础选民大量流失。

　　在工业社会，西欧的政党体制主要建立在阶级分野的基础上，主流政党长期围绕经济政策展开竞争，主要涉及政府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及其范围。随着后工业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福利制度的完善，有关生活方式和身份认同的文化议题逐渐凸显。这些社会文化议题超越了阶级政治的范畴，难以纳入传统左—右翼政党的意识形态坐标。政党政治领域由此形成了两个竞争维度：支持再分配的经济左翼与拥护自由市场的经济右翼之间的冲突；支持政治参与和个人主义的文化自由立场与尊重权威秩序、传统习俗的文化保守立场之间的冲突。与民族国家的后工业社会转型相呼应，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高速发展，导致大规模移民涌入、公共安全问题凸显以及阶层收入差距扩大。在国内外形势发生变化的情境下，政党政治不得不面对愈发复杂的社会议题。鉴于民族国家的自主性遭受全球化削弱的现实，激进右翼政党认为失业率上升、社会治安恶化、福利水平下降等问题，从根本上源于宽松的移民政策。通过将移民议题政治化，激进右翼政党利用保守文化群体的民族主义情绪，推动政党竞争的重心从经济领域转向社会文化领域。由此，一方面导致西欧社会内部的议题分布日益多元化，另一方面则是主流政党的政策倡议趋于同质化。主流政党与选民之间的代表性断裂，为激进右翼政党议题导向的社会动员提供了空间。

　　激进右翼政党的议题动员通常包括三个步骤。首先，在话语上声称民族国家陷入严重危机，并借助网络媒体大肆宣扬民主制度处于失控状态。其次，进行简单化归因，主张内部精英腐化和外部移民入侵是社会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最后，向主流政党发起挑战，试图通过掌握领导权推动政治变革。为了寻求广泛的选举支持，激进右翼政党跨越了传统劳资之间的阶级界限，将不满于主流政党的社会群体作为动员对象。以法国国民阵线（2018年更名为“国民联盟”）为例，政党领导人玛丽娜·勒庞除了迎合中小商人阶层外，还使用了“我们是工人阶级政党”的话语。激进右翼政党以议题为导向的动员策略，显著提高了政党的辨识度，通过向目标群体清晰地传递议题信息，将全球化扩张的受损者、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反对者以及主流政党的抗议者聚集在反建制的旗帜下。

　　激进右翼政党的崛起，是宏观上社会结构变迁、中观上政党体制僵化以及微观上议题动员诸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议题导向的动员策略是直接的影响因素。在西欧主流政党选举支持率下降的背景下，激进右翼政党经历了选举突破、选举维系直至转变为执政党的发展过程。针对激进右翼政党取得的选举成功，既要承认其议题定位的明确性，也要关注其议题延伸的灵活性。从源头上追溯，西欧激进右翼政党的出现，最初与公民抗议高税收和反对外来移民有关。随着欧洲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消极效应的凸显，激进右翼政党逐步聚焦移民议题。在政治影响力不断壮大并逐步接近权力中心之后，激进右翼政党为了有效竞争领导权，在坚持反移民等核心议题的同时，开始涉及各种社会经济议题。比如，在最近的法国大选中，激进右翼总统候选人勒庞为了和马克龙竞争总统职位，竭力强调提高家庭收入和保护公民购买力的重要性。此类议题延伸最终将对政党体制产生何种影响，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和思考。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