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种意义上，对于协商民主的研究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民主理论家们最为流行的做法”。但在当代美国政治理论家拉塞尔·哈丁看来，理论家们往往只关注协商民主“应当如何运作”，而不是它“在真实的社会中是如何被实际运用的”。针对一些为协商民主辩护的常见理由，哈丁提出了批评。

　　对于对协商民主的“认识论”式（epistemic）辩护——协商有助于发现真理，哈丁表示了怀疑。

　　他指出，在政治生活中，对于这种有待发现的“真理”，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人们希望发现的，可能是关于“最好的生活方式”或“组织政府的最好方式”之类的规范性真理。然而，哈丁认为根本不存在这种“真理”。在关于价值和目的的问题上，也许人们将来会达成共识，也许大多数人会选择或支持某些特定的价值和目的。但是，这并非一件必然会发生的事情。何况，这里所发现的，并不是由智识争论所揭示出的“真理”，而只是人们就自己的兴趣进行的投票。协商所能够发现的，仅仅是我们在目标问题上的分歧有多么严重。也有一些协商民主论者似乎认为，通过协商得出的结论，就构成了“关于正当性和正义的真理”。但哈丁指出，这样的说法实际上混淆了“事实”与“价值”，没有区分清楚“关于手段的真理”和“关于目的的真理”。

　　对协商与真理之间存在的积极关系的第二种理解，则把通过协商所能发现的真理，限定在了“客观”的事实上。这种观点认为，协商可能会帮助我们发现“因果性”的事实，从而在已经确定目标的前提下，更好地把握有助于达成那些目标的手段。但哈丁指出，如果把协商的作用理解为对手段的发现，那么，能够获得最好效果的协商，就应该是在相关领域的专家之间进行的协商。不管是普通大众，还是经由选举产生的公职人员，在专业性上都无法望专家之项背。显然，这一事实与当代各种主流协商民主理论之间是存在矛盾的。无论协商民主论者更青睐民众深度参与的协商，还是在立法机构等公权力机关内的协商，他们普遍都把协商看作一种公民性的政治活动，从而与“专家统治”（technocracy）不相容。因此，他们推崇的协商似乎与纯粹的“目的—手段”式推理有所不同，这种协商的意义也就不应该是发现工具性的手段。

　　对协商民主的这种批评，一个常见的支持理由是：选民对政治事务所具备的知识是有限的，甚至可以说是严重不足的。哈丁着重强调了这一点。他认为，如果我们从实用主义而非理想主义的角度去看待民主，就必须承认，根据数据统计得出的结果，选民的政治知识是极其匮乏的。甚至那些积极关心和参与政治的公民，也容易在一些简单的事实上抱有错误看法。这一点并不令人惊奇。毕竟，在现代国家，公民不可能参与所有问题的治理。

　　在哈丁看来，人们对于政治知识的无知，不但是理性的，而且也是不违反道德的。之所以说这种无知是理性的，是由于单个选民对于选举结果的影响可以小到忽略不计。因此，公民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去研究政治问题，是得不偿失的。当然，这么说的前提是，公民关心政治的唯一动机就是对选举结果造成影响，而这一点并非必然，普通公民无疑也有其他动机。但哈丁认为，即使一个公民不关心政治，也不意味着他应当受到谴责。“除了钻研关于政治和政治可能性的知识以外，大多数人可以利用他们的时间去做更有价值的事情，包括在道德上值得赞扬的事情。”

　　不仅如此，甚至在我们把目光从个体公民转向政府时，政治参与也并不总是可欲的。在多数情况下，更有可能促进公民利益的，其实是政治家和组织良好的集团，而非那些碰巧与你有着同样利益和理想的公民。倘若我们接受哈丁的这些看法，似乎就有理由认为，如果把普通公民之间协商的目标定为“找出最适合达到既定目的的手段”，那么，这个目标就是不切实际的，或者是虽然可行但没有必要的。

　　哈丁引用了曼宁的理论，认为传统的代议制民主在晚近已经被转变为“听众式民主”。这种听众式民主导致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社会经济地位不再决定投票模式”。选民不再根据自己对特定政党或竞选纲领的判断来投票，而是根据对个体候选人的印象（例如在电视上看到的形象）进行投票。随着听众式民主的发展，政治讨论的主题往往由政客来设置，而选民仅仅是观看和聆听。这种变化的进一步结果是，对立的各个政党不再是特定选民群体利益的维护者和代表者。例如，不同的党派在经济政策的看法上愈发趋同，结果导致某些群体被抛弃，而另一些群体则与所有政党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这些变迁与选民在获取信息方面的困难一起，使他们很难再基于利益去参与投票和协商。由此，哈丁得出结论，协商民主核心理念的兴起“对于我们来说来得太晚了”，因为“听众式民主”已经几乎消除了协商民主的可应用性。

　　哈丁在对协商民主理论的批判中，指出了其面临的一些难题，尤其是提醒人们不要对其抱有过分乐观和理想主义的幻想。就此而言，他的论述具有一定的正面意义。但是，他的批评也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对于“参与”和“协商”两个概念，他并没有做出足够清晰的区分。这导致他的许多批评实际上更适用于参与式民主，而不适用于所有形式的协商民主。这无疑会使其论证的力度大打折扣。而且，哈丁的许多批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对无知选民的分析）所针对的，与其说是某种特定类型的民主，不如说是民主制度本身。于是，他的批评就无法表明协商民主相对于其他形式的民主有什么劣势，反而间接地证明了以协商来补充现有民主实践的必要性。

　　其次，对于西方国家现有的民主制度和民主实践，哈丁常常表现得过分安于现状。这种态度有时是以消极形式体现出来的（例如认为公民参与协商面临太大的困难），有时则是以积极形式体现出来的（例如认为公民缺少政治参与是合理的，甚至有利于政府运作）。但他既忽视了在更为基层的层面展开协商的可能性，也忽视了低参与度的民主在现实中暴露出来的弊病，并且对协商民主锻炼公民能力、增进相互理解和维护公共利益的作用过于悲观。因此，哈丁的批评虽然指出了协商民主在实践中的一些难题，但并没能从根本上消解协商民主的意义和作用。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