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苏格拉底是雅典城邦的神圣牛虻，哈贝马斯以其对联邦德国历时弥久的批判而可以被视为联邦德国的神圣牛虻。

　　“介入的观察者”

　　自20世纪50年代对海德格尔的批评开始，哈贝马斯一直对联邦德国的政治问题保持着充分的敏感性。1968年学生运动、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学家论战”、两德统一、欧盟一体化进程加速等政治事件发生时，都能听到他的声音。他一直笔耕不辍，到2013年时已经出版了12册政论集。继1995年出版关于“德国问题”的代表性文集《一个柏林共和国的正常状态》，今年又在“两德统一”30周年前夕发表新文章《三十年之后：第二次机会——默克尔欧洲政策大转变与德国统一进程》。

　　1990年10月3日，“两德统一”，一年多之后，苏联解体。在一系列重要的历史性事件之后，许多新自由主义者信心满满地宣告“历史的终结”，但是历史并未终结，反讽的却是新自由主义的终结。在经济危机、宗教原教旨主义与民粹主义兴起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暴发的背景下，的确非常有必要反思与批判西方社会的自由民主方案是否真具有普适性。

　　近年来，希腊债务危机、欧洲难民危机、英国脱欧和德国极端右翼政党选择党（AfD）在一些地方选举中赢得很高比例的选票并进入地方议会等，这些问题无不表现出德国内部政治生态的日益恶化。在这种风雨飘摇中，默克尔举步维艰。作为“介入的观察者”，已过鲐背之年的哈贝马斯在最近这篇长文中从默克尔近来在欧洲政策上从保持距离到更为实质性的介入这个转变开始，回顾了自己一路走来的系列论战，其深深忧虑可见诸字里行间。

　　有效公共领域与公民参与的缺乏

　　根据哈贝马斯的分析，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联邦德国缺乏对罪责的充分反思。随着联邦德国的经济复兴和重新武装，许多国家社会主义分子被重新任用，而在之后的“正常化”过程中，1933—1945年的反人类罪行被相对化。针对近年来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的一系列暴行，国家机关的不公正态度只能让人联想起魏玛共和国时期保守的官僚体系对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偏袒与助长。

　　其次，民主德国（即统一之后的东德六州）一直缺乏有效的公共领域和政治参与机会。特别是30年前的两德统一是在政治精英一系列运作下实现的、基于德国马克的统一，这使得人民缺乏一次政治学习的机会，也导致了东德六州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是各种极端右翼活动的温床。

　　再次，联邦德国政府在很大程度上被各种保守主义的大财阀左右。这种经济构成使得联邦德国政府在国内与欧洲两个层面上都被掣肘。默克尔政府一直担心基民盟与基社盟保守主义一翼的脱离，使其在许多事务上保持亲右敌左的立场，特别是在欧洲层面上一直以维护德国自身（大财阀）的利益为主。

　　最后，欧盟未能实现更进一步的、实质性的一体化。作为康德式的启蒙主义者，哈贝马斯自然是一位亲欧盟主义者，他认为欧盟或欧元区应该得到进一步的、实质性的一体化。这种一体化并不能停留于（有各种限制的）经济层面，否则各主权国家之间的差别与利益分歧仍然会导致经济危机。这就需要联邦德国政府放弃利己主义而作出更为实质性的贡献。当然，进一步的、实质性的一体化并不能只是依靠在布鲁塞尔欧盟总部的政治精英，也不能只是依靠一整套更为复杂的官僚制度，而是需要依靠公民的积极参与和公共领域的形成。

　　两德统一与欧盟框架的内在关联

　　哈贝马斯在此处（也在彼处）将两德统一与欧盟框架关联在一起是自有其深意的。两德统一本身就是在欧盟框架内实现的，或者说对既有的欧盟框架构成了挑战。如何对待和处理在欧洲腹地再次出现一个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历史上已经有足够多的教训使各邻国对此小心谨慎了。这个问题在30年前两德统一时被遮掩而并未得到有效解决，以致今天在国际形势变化和经济衰退后，就浮现出来了。与此同时，唯有借助和进一步深化欧盟框架，方才有可能解决德国国内各种极端民族主义抬头的形势。这个解决方式是默克尔欧洲政策大转变背后的原因，也是哈贝马斯所谓的30年之后的第二次机会。

　　哈贝马斯的上述分析和他之前在很多其他地方的分析非常相近，这正说明联邦德国一直未有效地正视、反思与解决自身的问题，同时说明了哈贝马斯及他那一代德国进步知识分子的焦虑。在这里还是要重申哈贝马斯与自己的同代人、已经过世的作家君特·格拉斯在精神上的隐匿关联，即“过去现在未来时”。这不仅体现在写作手法上，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体现在生存论的时间性上。他们这代人是被1933—1945年的反人类罪行真正震撼过心灵的，因此他们对极端政治方面出现的任何苗头所做的反应都不能被视为过激。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