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史研究是制度理论的补充性研究。通过制度概念史研究，有助于避免理论研究中单向化的理论思辨和逻辑演绎，将史学研究方法融入理论研究之中，彰显理论史研究的魅力，从而实现规律性揭示与理论性表达的深度融合，建构起文献文本与政治实践之间的衔接形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从长期历史实践中演化出来的制度体系，在这一制度体系设计、建构、改革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性概念、话语与范畴，从而为建构中国制度建设理论的学术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资源。近年来概念史研究逐渐进入历史学、政治学研究视野，也为制度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运用概念史研究方法阐释中国制度，有助于增进制度历史、制度理论、制度实践之间的融通，实现制度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结合，全面把握制度的历史起源、时代转换和演进趋势。

　　制度历史研究的可行路径

　　丰富制度史研究视角。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逐渐成熟，加强制度史研究具有新的时代意义。尤其是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制度优势的展现和治理效能的凸显与当今世界出现的“治理失效”形成鲜明对比。无论是增强人民群众的制度认知、认同、自信，还是掌握中国制度阐释的主动权、主导权、话语权，建构具有主体自觉的制度阐释体系十分必要。概念史方法为制度史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展现了制度史研究的新图景。借助这一研究方法，有助于突破长期制度研究中以历史事件、重要人物、关键文献、历史分期等为中心的研究局限，通过分析概念的生成、转换、消解与重生，剖析制度性概念背后的广阔历史背景和复杂历史动因，从而将制度史研究与思想史、观念史、社会史等结合起来，全面展现制度设想的思想文化基础、制度建构的经济社会条件、制度变革的历史动力因素。

　　为制度史研究提供工具。无论是对制度进行历时性研究，还是进行共时性研究，都离不开制度概念这种认知单元和阐释工具。虽然中国制度体系是内生性逻辑演化的结果，但受到域外因素和历史因素的多重影响，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在进行制度设计和建构之时，一方面借鉴了苏联的制度模式，另一方面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些制度沿袭下来，形成了社会主义制度基础。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基于经济社会条件、历史文化传统、时代发展趋势进行了制度体制的系统性改革，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强化了制度的重塑性变革和全面性总结，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改造、建设、改革、治理的全过程中，进行了多样化的制度建构和制度探索，产生了一系列的制度性概念。通过系统整理、严谨考辨、全面考察相关制度概念，为准确界定不同历史时期的制度形态提供科学的话语工具，便于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客观阐释制度的历史变迁。

　　与宏观制度史叙事互证。长期以来，制度思想层面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渊源追溯、逻辑演绎、理论创新的分析，制度变革层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叙述制度体制的机构、功能、机制的变迁，而对思想变动和制度变革背后的深层历史动因关注不够。运用概念史研究方法，强调通过概念的生成途径、产生环境、语词转换、语义变化对制度演变进行分析，有助于明确制度的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并全面把握制度变迁背后的思想变化、心态演变和社会认同，以历史细节的丰富性、具体性为宏观制度叙事提供论据。

　　制度理论研究的创新方法

　　概念史研究是制度理论的基础性研究。概念是特定对象进行抽象性概括的思维单元，本质上反映了一种共识性的表达。但是，随着环境的变迁和认知的迁移，共识处于变动之中，时空变迁需要凝聚新的共识。因此，同一概念在地域迁移和时间转换中，被不断赋予新的内涵或话语表述。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制度概念有三种表现形态。一是输入性概念，如“苏维埃”，体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制度形态到话语表达的移植特点。二是转化性概念，如从“党团”到“党组”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曾仿照苏联设立党团，后随着革命形势的推进和执政经验的丰富建构起了“党组”制度。党组虽然在制度形态上与党团有相似性，但在具体运行机制上呈现出中国特点。三是原创性概念，如“新型政党制度”，体现出中国立足人类政治文明发展潮流，对自身制度的重新审视与定位。

　　概念史研究是制度理论的补充性研究。通过制度概念史研究，有助于避免理论研究中单向化的理论思辨和逻辑演绎，将史学研究方法融入理论研究之中，彰显理论史研究的魅力，从而实现规律性揭示与理论性表达的深度融合，建构起文献文本与政治实践之间的衔接形式。同时，概念研究也是制度建设理论发展的需要。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构制度建设理论的学术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的要求，其中话语体系的建构是学术体系与理论体系建构的基础。为此，要通过建构中国制度的概念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来实现概念史、话语史、理论史的协调统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分析概念在中国共产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中的演变逻辑，推动国史与党史研究的融合发展，从而为制度理论建设提供更加全面的历史认知体系。

　　概念史研究是制度理论的线索性研究。一个核心概念往往是一个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因而也是理解这一理论体系的关键线索。通过分析制度体系的基础概念、核心概念、关联概念，有助于形成对制度概念体系的全方位把握和认知。历史学视域中的概念史研究，注重从欧风美雨到以俄为师到以苏为鉴再到中国特色转变历程中分析概念的词源与变化。中国特色话语体系中的制度概念史研究应当更加注重本土特色和时代特质，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基础上，深化概念话语的内生性逻辑研究，不仅要分析概念词源和语义转化，更为重要的是分析造成这种变化的客观要素和主观意识。

　　制度实践研究的独特视角

　　概念史研究有助于展现制度理论与制度实践的多元互动。制度发展史不仅是制度实践与理论互动的结果，而且是制度实践与社会背景、大众心理、文化传统、政治认知等互动的过程。进行制度话语概念史研究，可以发现静态历史表象之下的动态历史实践，生动诠释制度效能与话语呈现、话语演变与制度改革之间的互动关系。尤其是通过概念史研究，对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及其相互关系进行考察，既明确进行文本化的制度的运行机制，也要明确习惯性、管理性制度规范的政治价值。

　　概念史研究有助于全面认识制度的历史效能和时代价值。中国在制度探索中，形成了富有自身特色的制度评价标准，并形成了一系列的政治概念、论断、命题等，对这些概念、论断、命题进行分析也是制度概念史研究的重要内容。长期以来考察制度实践，经常采用的标准是以取得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来衡量制度效能，然而制度的合理性不仅仅包括制度所创造出的可量化的成就，而且包括人民群众的内在认同和制度心态的变化，这些也会反映到概念的内涵及其变化之中。制度实践效果或制度运行效能是评价制度体系科学性、合理性、价值性的重要标准。与此同时，更应当从制度在具体历史环境中的现实效能出发，这也是将概念史研究融入制度实践研究的重要原因。制度概念、制度话语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并且这些概念与话语经历了一个制度化的过程，这个制度化在中国特色政治话语体系中就是政治确认和法治确认的过程。通过对概念起源的考察、相关概念的辨析、概念内涵的演进、概念表达的转换、概念确认的过程进行分析，可以更加全面评价制度即时性效能。这也启示我们，既不能过度拔高制度的历史形态的效能，也不能抹杀制度演进中的阶段性探索，要坚持长时段思维衡量制度的历时性变迁和现实性意义。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2018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资助计划、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科研基金项目“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关系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