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学研究中发现“历史”，或将历史带入中国政治学研究，是一个新的学术命题。这并不是说之前的政治学研究没有历史感；毋宁是说，中国政治学发展到了这样一个特定的时刻——它在重新估量学科的发展方向。在做这样的反思时，它重视中国历史或文化遗产与现实政治之间的正面关系，在解释现实和期冀未来时，关注历史因素的相关性。要理解这一转变及其意义，我们必须将其置于中国政治学的发展脉络之中。

　　政治学的国情传统及其偏离

　　20世纪80年代初，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得以系统恢复。从此，它的发展便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国家治理的命运紧密关联。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对于“文革”的反思、对于中国和发达国家差距的思考，引出了一个基本判断，中国出现的问题以及落后的状态主要与制度有关。在一些学者那里，对制度的重视演变为“制度决定论”，自觉或不自觉地假设，某种特定的政治制度不但在价值上是普遍的，而且在经验层面也是无条件的、超越国情的、与文化背景无涉的。作为这种观点的一个副产品，传统中国文化被作为一个负面资产来处置。

　　回过头看，这种想法其实已经偏离了政治学的学术传统。毕竟亚里士多德讲《政治学》，讨论城邦政治，是有条件的（所谓国情因素），包括城邦的规模大小、人口数量，等等。古希腊城邦政治后来被更大规模的政治体所取代，但讨论政治学的国情传统却延续了下来，并在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那里得到了光大。实证研究方法进入政治学之后，这一传统以“政治文化”和“社会资本”的方式得以曲折地表达。据说，在美军占领日本，对其进行全面改造时，麦克阿瑟相当尊重日本的政治传统，就有文化人类学者、《菊花与刀》的作者本尼迪克特的贡献。作为对照，美国政治学家古德诺为袁世凯复辟而进行的国情论证则以失败告终，成为袁世凯的政治陪葬品。但无论成败，政体/国体选择与国情考量之间的历史联系在学术界一直没有中断。

　　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西方政治学者开始将国情因素排除出政体选择的思考？从逻辑上讲，有两个因素非常重要。一是技术层面的，这就是密尔所说的代议制政府。在由民族国家构成的国际秩序中，代议制提供了一个组织政府的技术工具，从而将古希腊的直接民主转化为民族国家的间接民主。不管国家规模的大小，都可以通过代议制来建立政府。第二个因素更基本、更重要，这就是西方自由民主理念的普世化。西方知识界对自由民主大抵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它是西方文明的产物，与基督教文化联系在一起，不一定适合非西方世界，萨托利和亨廷顿都曾表达过这样的观点（但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似乎有所变化）。另一种认为，自由民主虽然在西方生成，但是一种普遍价值，具有超越文化和国情的“普世”意义。这一陈述割断了自由民主与基督教文明的原生联系，为自由民主制与其他不同文化传统的结合提供了可能。

　　现实环境和思考语境的变化

　　中国政治学的恢复（以及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好与美国强势推行“普世”价值的做法在时间上相当。在先进和落后、文明与野蛮的分析框架下，这种普遍性在很大程度上作为一种不言自明的东西内嵌到中国政治学里面。现在为何要将这段历史作为反思对象？因为作为政治学研究者，我们身处的现实环境和思考语境在短短三四十年中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其中有三个因素值得认真对待。

　　第一，中国的崛起。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中国以全新的面貌呈现在世界面前，这种成就远远超出了世人的想象。显然，要从理论上解释中国发展的奇迹，诸如威权韧性论等观点是不可能提供充分解释的。

　　第二，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带来的结果具有相当的复杂性，至少与人们当初的乐观预期呈现出明显反差。这意味着虽然制度是重要的，但制度发挥作用的效果如何并不取决于制度本身，受制于制度所寄生的环境和土壤。这就将制度之外的因素带进来了，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回到了亚里士多德关于政体与国情关系的学术传统。

　　第三，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转折点，西方世界本身发生了诸重危机，其中有些是结构性的或体制性的，都不是短时间内所能解决的。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西方的形象至少经历了三种样态。一是美好的西方，寄托着人类社会和政治制度的理想；二是学习和追赶的对象；到今天，则是一个反思的对象。与中国崛起一样，对西方形象的认知在短时期内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一体两面。

　　重新认识中国政治

　　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反思并不是某些人的主观意愿，而是对时代转型的一种学术回应，也是中国政治学发展到这个阶段的一个内生产物。这就提出了一个新的任务：重新认识中国政治以及如何认识中国政治。这包含着两个相互依存和递进的环节：一是比较政治学研究中的中国转向，二是中国政治研究中的历史转向。前者是指必须在理性和系统研究的基础上更新比较政治学中的中国知识，将中国政治作为一种特定类型来看待；后者是指只有在历史视野中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为何中国政治呈现出今天的面貌，才能说明中国政治将向哪个方向演进。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是理解中国政治的一把钥匙。

　　我现在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国土或国家领土意义上的大一统对于中国政治究竟意味着什么？大一统这一要素对于近现代中国政治的历史进程产生了哪些影响？今天，大一统对于当代中国的政体选择是否存在制度层面的制约？我们不妨在逻辑上将“城邦政治”与“大一统政治”作为人类政治共同体的两个极端。在近代西方民族国家范式影响中国之前，中国具有自身的、不同于西方的（古代）国家建设进程，并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形成了“大一统”的传统。这一传统在近代西方民族国家的刺激下，转化为国家统一、领土完整的诉求。如果将这一传统设置为中国政治发展的逻辑/价值前提，那么由此提出的政治学问题是，这一前设在多大程度上、多大范围内规定/制约了我们对于政治体制类型的选择？

　　很长时间以来，政治学者的注意力放在关于优良政体的思考和体制转型的分析，政体选择与大一统匹配的问题基本上没有进入研究视野。发生在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故事以及当今中国面临的诸多挑战，提醒中国政治学研究者，根据中国国情来设置政治学研究议程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我非常赞成“历史政治学”的提法，它为我们寻找和研究真问题指出了一个方向。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政治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