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在此时此刻特别倡导历史政治学？现在有一个比较精简而权威性的提法，就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中国的知识工作者，我们要做好心理准备、知识准备，迎接这个历史剧变时代的到来。

　　2019年初，“慕尼黑安全论坛”的主题是“Who is going to pick up pieces of the disintegrating world order?”全球秩序正处于一个肢解的过程，零部件掉了满地，谁有能力把它拼接出来呢？西方国家面对的困境是极为深刻的，他们过去所自信的每个环节都出问题了：第一，特朗普要拆解战后多边机制，战后自由国际秩序摇摇欲坠。第二，战后体制的主轴是美国，大西洋联盟则是一个很重要的压舱石。但美国和西欧的伙伴关系开始裂解，欧盟本身能否维续也是一个问题。第三，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模式难以为继，至少在西方发达国家遭遇到巨大反弹，反全球化与反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激进政治运动风起云涌，它的政治基础、社会基础在崩解。第四，民主体制本身也出现合法性危机，它没有解决财政危机、族群融合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分配冲突也几乎没有得到解决。

　　过去太多的社会科学研究是美国式的，沉溺于假定这个社会已经发展到一个很成熟稳定的状态，误认为只需要研究一些参数性的变化，而不会去思考大的结构转型等比较根本性的问题。今天西方的主流社会科学所面对的知识挑战比我们还要尖锐。因为它很难预见和理解当前的历史趋势，比如全球金融危机到今天还在蔓延，并没有真正恢复。日本是第一个进入负利率时代的经济体，已经二十多年了，现在整个欧洲几乎要进入负利率时代，这对一个常态的资本主义社会来说，就像一个黑洞。美国现在也在往这条路走。这对主流经济学，尤其是新古典经济学来说是一个最大的困惑，不知道怎么去应对这个问题。西方民主体制从三十年前历史终结的自信变为现在的不自信，这让政治学者们非常彷徨，因为在他们的意识形态领域里，除了左派的解构以外，没有什么新的建设性的东西去应对现在深层次的冲突和矛盾。战后的自由国际秩序也让自由派经济学者非常惶恐，他们很难真正理解或者正面看待中国的整个现代化道路和经验，特别是过去四十年的道路和经验，所以也很难真正理解中国如何带动了很多非西方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兴起，以及它接下来可能会带动世界秩序重塑。

　　这些都是横亘在我们面前的一些重要的知识挑战，需要一个更牢固的科学哲学基础做支撑，需要一个宽广的、具有历史视野的社会科学研究来回应。我对美国政治学者不抱太大的期待，因为他们有一种隐而不喻的意识形态预设立场，比如西方中心主义。只有少数人能够跳脱这个局限，但他们在学术社群里都被边缘化了。另外，他们过去六七十年所依赖的社会科学哲学基础是“问道于盲”，不是说完全没有用，而是说它只是工具性知识。如果想解决操作性问题，这种雕虫小技是有用的。但要想回应历史剧变时代的结构转移等问题，它是完全无能为力的。

　　当然，有反思的政治学者在美国也是有的。耶鲁大学的伊恩·夏皮罗（Ian Shapiro）就对理性选择学派进行了非常彻底深刻的批判，呼吁重新建立一个实存主义的科学哲学基础。他非常反对西方主流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的解释方式，即回到以个人作为基础单元和解释起点的社会科学解释模式。他指出，后实证论的科学哲学理论早就表明，真正能够正确反映科学家立场的，绝对是非原子论的本体论。在自然世界也一样，会有更高层次的结构不断聚现出来，它的属性和因果作用不能被化约成组成部分，更不能被化约成最小的基本构成。

　　经验主义认识论同样值得反思。它把科学知识的范畴完全局限在经验世界，这也是不符合自然科学知识活动的基本知识论的。经验主义认识论的立场完全不能说明科学家知识活动的最基本的核心主张。另外，过去在逻辑实证论的引导下，往往认为科学就应该追求法则式的解释，依赖一种所谓的经验性的规律为解释起点。但后实证主义哲学理论早就阐明，好的解释或者有效的解释都是一种所谓的结构性解释，回溯到现象后面的结构前提或者它的产生机理，而不是用表面可见的规律去解释特定事件的发生和循环。

　　此外，否证主义也完全是极为天真的，因为它的前提是事实命题与理论命题可以明确区分，事实可以作为独立支柱来验证理论的真伪。但其实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可能性。社会科学应该是一种科学知识的建构，但并非机械照搬自然科学的指导原则。在面对社会时，应该做一种有条件的而非全盘的移植；社会研究也不应完全等同于人文学的做法，只做诠释、解构或者文本。

　　如果要认真地开展历史政治学研究，那么，重新建构科学哲学基础是值得做的一项工作。它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晰地理解和判断知识建构有无它所要求的严谨性。美国主流社会科学的解释往往会引导研究者往个体层次寻找解释源头，所有理论都要有个体做基础，但这完全是本末倒置。因为，没有与生俱来具有社会行动能力的个体，只有社会结构才能赋予它可能性。每个个人都由于隶属于、参与了一层一层的结构关系，才可能扮演各种角色，才具备社会行动的可能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对很多社会现象的解释都应该用整体的回归作为解释的源头，历史研究也是一样。一个好的研究应该是深入的，就像剥洋葱一样。而且，要先做好一个非常深刻的个案研究，再去做其他研究，才能有很高的起点。只有这样，你才会知道很多可能性在什么地方，在哪里可能找到答案，你会有一个引导性的知识地图。如果要重建历史政治学的科学哲学基础，这会是非常重要的起点。所有的政治学研究或者社会科学研究都应该以纵深研究为基础。而今天主流的社会科学或者政治学都还是宽泛的，显著的特点就是大，且通常是某一个时点的横切面研究。

　　虽然历史政治学这个提法很少，但已经有一些跟它类似性很高的研究途径，比如历史社会学、历史结构分析、历史实证主义，它们在社会学和政治学里都有一定的地位，这些都是历史政治学的先驱和重要基础，比较值得借鉴。政治学是非常多样的，在不同时期，它的界定也不一样。一些批判史学论可以作为指导社会科学或者未来历史社会学的一种很重要的新的哲学理论和纲领，它与过去很多先驱者（比如马克思）之间存在一种很清楚的亲近关系。他们所做的知识工作完全可以在批判实证论里找到注脚。

　　（作者系台湾“中研院”院士兼政治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