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古希腊哲学、政治、历史等方面受过广泛训练，从中汲取了大量的思想营养。将马克思置于政治哲学传统来看，古典政治哲学为马克思公共性思想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个人自由、共同体和未来经济形态的思考都蕴含着古典政治哲学的思想元素。但由于立足于不同的社会形态，马克思政治思想与古典政治哲学在某些重大问题上又表现出根本的异质性。

　　古典政治哲学的基本特质

　　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典政治哲学虽然对城邦政治体制的具体看法不一，甚至形成相互对立的派别，但它们却共享着一些基本的价值理念，形成了古典政治哲学范式，表现出共通性的基本特质。

　　首先，古典政治哲学的根本目标是探寻最佳政制，即现实政治共同体的最佳政治秩序。在古典政治哲学那里，政制具有多样性，如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混合制。每种政制在社会生活的重大问题上都会提出自己的主张，而且可能超出既定政制的范围，不同政制之间不可避免地会陷入冲突。正是政制的多样性及其冲突引导着古典政治哲学思考哪种政制是最佳政制。最佳政制所倡导的正义、荣誉、智慧等德性价值具有内在性和自足性，不能还原为实现个人利益的外在工具。尽管最佳政制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完全实现，但却可以用来衡量既定政制的优劣。

　　其次，古典政治哲学建构的城邦共同体具有严密的等级性，是一种机械的僵化的统一体。城邦共同体一般由自由公民、保卫者和生产者组成。自由公民是城邦共同体的真正统治者，无论城邦是哪种类型，它的最高统治权都属于公民团体。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生产者从事物质生产劳动，满足生存需要，支配这个领域的法则是生命必然性法则，无任何自由可言，其意义在于为自由公民的政治活动提供必要准备。广大生产者没有资格参与城邦公共生活，一直被排斥在公共事务之外。城邦共同体为每一个人提供了一个确定的身份和位置，任何人都不得随意更换。正义的城邦在于每个人都只做属于城邦且符合自己本性的工作，三个部分各司且只司其职，相互不得跨越。

　　最后，在古典政治哲学看来，城邦共同体是人们引以为傲的最有价值的财富，是最高之善，个人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获得真正的自我实现。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是内在统一的，个人存在于共同体之中，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人的公共性品格，这是一种无条件为城邦献身的品格。古典政治哲学强调共同体优先于个体，义务优先于权利，提高共性压制个性，抹杀个人的主体性和特殊性。为了维持城邦的公共生活和公共精神，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废除了一切与主观自由原则相联系的规定，取消了家庭和私有财产，甚至把子女及其教育都纳入城邦公共体系的维持和建构之中。在古希腊，个人参与公共事务并不是理性选择和自觉意识的结果，而是由自己的身份和在城邦中的位置决定的。

　　马克思公共性思想的古典元素

　　古希腊的公共精神和以使用价值为导向的公共经济为马克思公共性思想构建自由人联合体提供了一幅古典理想图景，为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私人分裂状态提供了大量的思想洞见。古典政治哲学的基本理念和实践对马克思公共性思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古希腊的经济形态对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交换经济和展望未来共产主义经济形态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古典政治哲学塑造了一种异质于交换经济的经济形态，致力于实现经济之外的更高目标。古典经济的基本精神使马克思反观到资本主义交换经济的利己主义特征，它以追求利润为宗旨，违背了人的自由本质，隔断了人与人之间的伦理联系，生活世界的统一性遭到瓦解。古典经济只具有手段价值，为善的生活、德性的实现和共同体的稳固提供必要的物质产品，经济活动并未成为个人幸福生活的关键。古典经济为马克思提供了一幅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非交换经济的图像，这种经济形态不是致力于利润的无限度增长，而是为了满足共同体的需要，实现共同善。在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经济的展望中，以使用价值为原则的共同占有和共同控制生产的经济形态致力于实现经济之外的目标即个人的自我实现，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向古典经济的回归。

　　二是人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共同体，共同体是实现个人价值的空间和载体，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自我实现。马克思政治哲学致力于建构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个性的自由人联合体，古希腊共同体的公共美德、直接民主和平等精神为马克思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私人分裂的困境，展望未来社会形态提供了一个异质于近代西方主流政治哲学的伦理典范和价值观念。马克思倡导的未来社会生活与古典政治哲学倡导的共同生活理想具有某种程度的“家族相似性”，马克思同样致力于实现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个人存在与共同体存在的和谐统一。但是，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在两种政治思想中具有根本的异质性，在古典政治哲学那里，共同体的利益具有压倒一切的优越地位，效忠共同体成为个人最高的价值原则；而在马克思政治思想中，个人具有本体论的优先地位，共同体不是一个高居于个人之上的总体，而是处于平等的社会关系中的个人本身。

　　不可通约的异质性

　　在古典政治哲学与马克思公共性思想之间存在着重要的思想史关联，重返古典政治哲学是理解马克思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切入点。然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种重返的限度，二者具有不可通约的异质性。

　　资本主义市民社会是个人私利和需要的体系，是由交换经济形成的人类生活模式，是马克思公共性思想产生的根基和土壤。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对资本主义市民社会及其生产方式进行病理学诊断，发现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揭开资本主义自由和平等的假象，从而为在资本主义经济成就的基础上实现自由人联合体开辟道路。古典政治哲学的根基是自然经济，农业、地产和小手工业构成了自然经济秩序的基础，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共同体的自给自足，交换只是发生在共同体之间的边界处，从而形成一个相对静止的稳定实体。古典政治哲学建构城邦政治秩序，实现共同体的稳定性，实际上是自然经济的内在要求。

　　就根本宗旨而言，二者同样具有根本的异质性。古典政治哲学的宗旨是探寻最佳政治秩序，是为了实现共同体的内在稳定性，从而保证生活世界的统一性。因而古典政治哲学推行的必然是支配社会生活一切领域的共同体的价值原则，根本没有个体的主观理性和自由选择意识成长的空间。个人被束缚在一套稳固的社会关系中，“只是作为具有某种规定性的个人”而存在。而马克思政治思想的宗旨是为了实现每一个人的真正自由，这一自由完全超出作为西方主流政治哲学理论基石的权利自由，代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理想，与古典政治哲学倡导的德性、智慧、荣誉等同样具有超越性的价值倾向。与古典政治哲学相比，马克思的自由理想处于更高位阶，他把古希腊的自由公民理想扩展到每一个人。在自由人联合体中，不存在支配和奴役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交互性关系；自由人联合体的每一位成员都是通过提高他人的自由来实现自己的自由。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政治哲学史视阈中的马克思公共性思想研究”（16CZX01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