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思想史视野出发，梁启超的思想转变不仅契合着国际学界“文明转向”——通过厘定“轴心文明”和“现代性”的关系来澄明“多样现代性”的可能进路，而且契合着当下重新界定“文化自信”内涵、澄明“文化中国”本质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深层思想语法，内蕴着“中华民族研究的国家视角”之必要性与独特价值。

　　“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民族“历史”一旦承载太多的现实政治砝码，思想的民族史注定重新划分与书写。自晚清以降，在“坚船利炮”的逼迫下，中国人就开始为着从“华夏中心主义”的“天朝型模”向“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民族国家”转型而努力。今天，我们已完成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时空转换，并试图在“强起来”的呐喊声中重回“世界文明”之巅。这不仅包蕴着晚清以降中华民族“现代化”追寻的时间节点，而且延展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逻辑。立足思想史视角，重视这一“现代”转型历程，毋庸置疑也是对近现代中国国家形象塑造与民族文化认同问题的大尺度考量和大视野审视。

　　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三个阶段

　　有意思的是，梁启超的思想转变与晚清以降中国民族主义思想流变具有内在的学理一致性，二者都围绕中国国家形象塑造与民族文化认同问题递嬗了如下轨迹：从狭隘的“普遍主义”的民族主义转向以现代性为依托的政治民族主义，再转向现代性反思基础上的文化民族主义。1898年之前，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常常纠结于传统的天下主义（俗称“普遍主义”）与排满的种族主义之间：一方面，在其恩师康有为“春秋三世说”影响下，主张破除种界，倡导“平满汉之界”并以天下大同为鹄的；另一方面，为联合所有黄种人以抗衡白种人的“泛黄种族主义”奔走呼告，并在实际政治行动中力挺排满革命。这一时期，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比较混乱甚至充满了矛盾，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普遍”的天下主义思想与“狭隘”的种族主义思想的杂糅。

　　然而，在1898—1918年的20年时间里，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先后历经了两次大的转变。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开始接触到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有关西方国家、民主、民族方面的著作，加之他对中国改良和国民性的深彻反思，遂逐步放弃了“公羊三世说”包蕴的天下主义思想，而转向以现代民族国家和反帝国主义为基调的“现代民族主义”或“国家民族主义”，即政治民族主义。特别是在1903年游美之后，通过考察海外华人世界和美国社会，梁启超开始反思资本主义垄断竞争，进而拥趸国家主义和开明专制论。这一时期，由于他一味执着于“国家至上”原则和“国家理性”充斥的“大民族主义”，反对革命派单纯排满的“小民族主义”，故而放弃了原来信奉的国民自由和民主思想，转而执着于国家是以国民忠诚为前提的威权共同体思想。

　　1918年访欧后，梁启超在各种“西方衰落论”（主要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启发下，开始站在反西方现代性立场上质疑进化论和国家主义思想。而为了寻觅新的思想支点，他开始基于中西比照视野，试图调和西洋物质文明和中国精神文明、西洋制度文明和中国道德文明，并最终在对中国传统大同思想和“春秋三世说”思想的重新审视中，肯定了中国文化精神的既有价值和意义。显然，此时的梁启超已经转变为以文化民族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为底色的新的世界主义者了，即从“民族国家”论者转向“文明国家”论者。

　　开掘中华民族研究的国家视角

　　梁启超的思想转变是西学与中学、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等多重交互的必然结果。其民族主义思想经历的三个阶段，事实上也体现了晚清以降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基本格局和流变形态。从思想史视野出发，梁启超的思想转变不仅契合着国际学界“文明转向”——通过厘定“轴心文明”和“现代性”的关系来澄明“多样现代性”的可能进路，而且契合着当下重新界定“文化自信”内涵、澄明“文化中国”本质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深层思想语法，内蕴着“中华民族研究的国家视角”之必要性与独特价值。所谓“中华民族研究的国家视角”，按照云南大学周平教授的论述，就是相对于民族视角和文化视角，“把中华民族置于世界近代以来民族形成的宏大视野中考察，注重中华民族概念的国家属性及其伴随中华现代国家构建而形成的过程中沉淀的国家内涵，突出中华民族对于中华现代国家的支撑性，注重挖掘中华民族对于今天国家治理和发展的资源价值，将中华民族研究与今天的国家治理和国家发展结合起来”。

　　就国家形象塑造与民族文化认同而言，随着中国现代化经验的不断积累，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意识到，再也不能立足中西对抗视野来“强制阐释”中国和塑造中国国家形象，而必须基于中国文化自身和本土语境思考面向世界的中国现代化。因为中国除了具备现代民族国家的一些基本形态——独立主权、清晰疆界、民主法制等，还存在一个其他任何民族和国家都无法比拟的特殊性，即作为一个从未中断的“文明体”，中国至今仍赓续着数千年的文化传统。因此，以中华文明的自我更新来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应当属于新时代大国形象塑造与民族姿态彰显的可取路径，也是追寻中国文明新形态——文明国家的一条比较稳妥的思想进路。　　　　　　　

　　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在于，在追求现代“文明国家”进程中，是否可以放弃“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形态呢？显然不能。因为在“新全球化”与“后全球化”交互时期，国内外情况异常复杂，一方面，现代化越深入、文化交流越广泛，认同迷失现象越严重；另一方面，西方话语霸权有增无减，且花样翻新。这不仅是对文化—民族之归属需求规律的背离，更是对当代中国社会稳定和国家形象塑造的颉颃。如果说历史上的中国属于“古典的”文明国家，那么现在的中国则追求“现代的”文明国家，而现代国家的基本形态——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依然是“文明国家”不可超越的基本前提。

　　无论是塑造新时代中国国家形象，还是澄清新时代民族文化认同问题，抑或铸牢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须以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建构为前提，以文明国家擘画为着力点，充分仰仗“自塑”与“他塑”双重力量，确保“外形”与“内神”同频共振。唯有如此，新时代中国的国家形象塑造与民族文化认同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时代我国政治哲学的理论形态及其文化语境研究”（18BZX02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安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