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的出现标志着一场传媒革命的到来，也使媒体与政治的关系这一经典学术议题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并集中体现为互联网与政治参与之间关系的探讨。到今天，国外互联网政治参与研究已经有20余年的历程，形成了诸多前沿议题和若干研究路径。与此同时，中国互联网用户持续快速增长，互联网对中国政治发展和社会转型的影响日益深刻。在此背景之下，梳理国外互联网政治参与研究现状并反思其不足，推动国内互联网政治研究进一步深化，是亟待开展的工作。

　　三类研究议题

　　媒体与社会资本关系研究由来已久。20世纪末，美国政治学家帕特南提出了著名的“时间替代假说”，认为使用电子媒介会降低公民政治参与水平。互联网的快速普及再次引发研究者们的担忧，互联网政治参与随之成为备受关注的研究议题。

　　第一，媒体使用与政治参与。关于媒体使用的分析，大致从三个维度展开：一是与传统媒体相比，使用新媒体是否会为政治参与带来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与阅读报纸杂志、收听广播和收看电视相比，使用互联网搜索信息对于政治参与的影响更加显著。二是使用互联网的不同方式对于政治参与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对此，学界产生的结论有，认为信息型使用（informational use）互联网与政治参与水平呈正相关关系，相反，社交娱乐型使用（social-recreational use）互联网则与政治参与水平呈负相关关系等。三是使用互联网的不同强度与政治参与的关系。根据互联网使用强度，可将用户区分为重度用户和一般用户两类，前者与政治参与的相关性更为显著。

　　第二，公共领域与协商民主。有研究证明，使用互联网有助于提高公民政治参与水平。然而，其隐含问题与困惑也较多。互联网能否促进协商民主的发展，仍然存在较大质疑。疑问主要源自两个方面：其一，互联网是否提高了协商民主所要求的多元性与异质性，对此仍不清晰。部分学者持肯定态度，认为互联网打破了空间界限，使人们能够自如地接触到多元化的观点，因此将促进异质性。持否定态度的学者则提出，网络空间为人们选择同质性观点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其二，协商民主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要求公民具备发表观点、参加对话和辩论等参与技能。除此之外，网络协商民主还要求公民能够操作计算机和使用互联网，能否熟练掌握这些技术对于许多公民而言都是挑战。

　　第三，变化中的媒体关系。社交媒体的出现使互联网的发展进入新阶段，也给传统媒体关系带来了颠覆性的影响。在网络社交平台上，参与者可以自主生产信息、自主规定内容、自主选择传播对象，进而改变了人际交流和信息交换方式。当然，这并不是说传统媒体变得无足轻重。概言之，社交媒体改变了社会媒体关系，传统媒体主导模式已经让位于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互动模式。

　　两条主要研究线索

　　互联网政治参与一方面涉及新媒体研究，另一方面涉及政治参与研究。就此，国外学界产生两大主流研究路径：一派以传播学家为主，立足于媒体，致力于澄清互联网影响政治参与的方式；另一派以政治学家为主，着眼于政治参与，试图回答新兴媒体是否可能扭转过去几十年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的政治参与衰落的趋势。

　　就传播学研究而言，“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决定论”之争伴随始终。在前者看来，作为内生动力的技术能够对结果产生独立影响而不被其他因素左右，因此互联网技术能够以直接的方式影响政治参与。后者则认为，技术是中性工具，社会结构、政治权力、经济体制等非技术因素也会对技术的设计与应用产生影响，因此互联网技术影响政治参与是以间接的方式发生的。在实际研究中，传播学者大多采取“社会决定论”的立场来验证这一争论。具体做法是：寻找互联网与政治参与之间的中间变量并验证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经过长期探索、研究可以证实，传播行为（主要包括交谈政治话题和发送政治信息）和政治心理（主要包括政治知识、政治兴趣和政治效能感）两大类中间变量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影响，并且表现为“互联网使用—传播行为—政治心理—政治参与”的先后顺序。

　　就政治学研究而言，出于对政治参与衰落的担忧，研究者提出，应首先将政治参与的途径分为传统制度途径和新兴途径两种，然后回答究竟是只有传统制度途径的政治参与有所衰落，还是所有途径的政治参与均走向衰落。换言之，互联网政治参与作为一种新兴途径是否替代或补充了传统途径的政治参与？为此，政治学者将政治参与分为线上参与和线下参与两类，并分别检验使用互联网与二者之间的关系。部分研究认为，互联网仅仅助长了“懒汉行动主义”（slacktivism），即互联网用户只在网络上参与政治活动而不在现实世界中从事任何实际行动。也有学者持不同看法，认为互联网在动员线下政治参与方面亦可发挥正面作用。总体而言，关于互联网是否提供了替代性的政治参与渠道，学界目前还存在较大分歧。以光谱类比，光谱一端可称之为悲观派，认为互联网仅仅能够对线上公共参与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另一端则为乐观派，认为互联网同时具有激活线上和线下两种形式的政治参与的功能。尤其是随着社交媒体的迅速普及，互联网扭转政治参与衰落的潜能将逐步显现出来。光谱两端则是大量的存疑派，认为仍需观察一段时间才可下结论。

　　问题与困惑

　　国外互联网政治参与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经过20余年的发展，产生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是也存在一些缺陷，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以下三点。

　　第一，方法创新乏力。定量研究方法是国外互联网政治参与研究的主流方法，以问卷调查法、统计分析法最为常见。相应地，定量研究难以回避的因果推断难题也存在于互联网政治参与研究之中。互联网使用与政治参与水平提高之间究竟谁为因、谁为果，对此仍无定论。具言之，究竟是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普及带来了政治参与的复兴，还是参与型人格的公民构成了互联网用户的主力军，对此仍有困惑。为解决因果推断难题，未来研究必须在研究方法方面有所创新。可供选择的创新方向大致有二：一是使用多样化的实验研究法，包括实验室实验、田野实验和调查实验等，从而超越因果关系的有无判定并实现因果效应的机制解释；二是使用大数据技术，以文字、图像、声音、视频等非结构化信息对被试施加干预，并记录被试的反应。随着全民上网时代的临近，大数据研究方法的前景十分广阔。

　　第二，理论关怀薄弱。国外互联网政治参与的长处在于量化模型设计的精巧与研究方法使用的精当，短处在于理论关怀的薄弱。然而，近几年出现的一些政治现象促使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思考互联网政治参与与经典政治学理论之间的关联。媒体专业化、信息碎片化、受众孤立化之间的相互作用使政治极化现象日渐严重，已经成为互联网时代不可忽视的政治问题。此外，政治平等、协商民主等经典理论也纳入研究者关注的视野，但总体而言应进一步提高回应经典理论困惑的能力。

　　第三，研究视域狭窄。尽管政治参与形式多样、类型繁多，但选举一直是西方国家公民最主要的政治参与形式。互联网问世之后，网络助选已经成为趋势，候选人及其团队积极利用互联网组织策划选战，选民亦借助互联网获取选举信息并辅助投票，因此互联网选举研究逐渐成为互联网政治参与研究的焦点。然而，将主要研究范畴框定在以投票为主的选举参与，而对于其他形式的政治参与关注不够，这极大地限制了研究视域的拓展。与之相比较，尽管中国互联网政治参与研究起步较晚，但是其注意到了互联网在促进政策参与、治理参与方面的潜力，并将其与社会治理联系起来。换言之，中国互联网政治参与研究从一开始就被置于“比较政治”的宏大题域之下，关于信息技术革命与国家治理转型之间关系的研究或将成为中国相关研究重要的突破点。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