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制度是当代西方代议民主制度的基石。一国选举制度的恰当与否，与该国民主质量密切相关。正因为选举制度在当代西方代议政治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一人一票的大众选举才一直被视为西方代议民主政治的精神所在。

　　然而，从古至今，逐利的资本与竞争的选举有着某种天然的契合性。资本成为滋养选举制度的天然养分，渗透进了选举制度的每个细胞，扭曲着大众选举所追求的民主精神。正因此，资本对选举的控制成为西方代议政治体系的万恶之源，也是受人诟病最多之处，大量学术文献批判被资本绑架的选举。大众选举与资本控制之间的冲突已成为当代西方选举制度的一对主要矛盾。

　　大众选举的本意反映到选举制度层面即是对比例性与代表性的追求。所谓比例性主要考察的是政党的选票比与议席比之间的差异；而代表性关注的是某些社会群体，尤其是女性和少数族群的代表性的影响。大众选举追求最小化的比例性偏差与最大化的代表性，而资本控制的目的则与之相反。从而，大众选举与资本控制之间的冲突在技术层面转化为选举制度比例性偏差与代表性不足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在现实政治中则是通过选举制度的三个维度（选举公式、选区规模和当选门槛）得以实现与强化。

　　选举公式的不同类型（多数当选制、比例代表制、混合选举制等）对选举制度的代表性和比例性有着重要的直接影响。有学者认为，在多数当选规则下，获胜者代表的往往是少数选民，尤其是在选民投票率不高的情况下。虽然西方民众对修改选举公式的愿望日渐强烈，但强大的资本控制与游说能力使得改革举步维艰。

　　选区规模是指一个选区应选的名额。道格拉斯·W.雷伊、詹姆斯·霍根、乔治·霍威尔、利普哈特等学者的研究证明了选区规模在选举制度的比例偏差性和代表性方面有着重要的影响。比例代表制的关键在于选区的规模：选区规模越大，选区应当选名额就越多，选举结果则越接近比例代表性。在比例代表制中，当每个选区只选出二至三名代表时，比例代表性（以及小党取得代表权的机会）必然非常有限；但是当选区规模扩大时，比例代表性也大幅地提升。而在西方现实经验中，一方面，采用比例代表制的国家并不占多数；另一方面，选区的划分有着强大的历史传统惯性，这背后本身就是资本在起着强大的控制作用。

　　当选门槛指的是一个政党为取得代表权所需的最小支持程度。塔格佩拉、马修·S.舒加特认为，即使没有一个明确规定的法定门槛，选举制度的其余两个向度（尤其是选区规模）也隐含着一个实质性门槛。利普哈特认为，小选区的效果与高门槛是相同的，两者都限制了比例代表性以及小党赢得议席的机会；随着选举规模的扩大以及门槛的下降，比例代表性与小党的机会也会增加。当选门槛的设定同样受到利益集团控制下的政党政治的影响，既往历史与现实政治经济博弈阻碍了当选门槛制度的改革。另外，只有掌握大量政治、经济资源的候选人才有资本参加竞选，这本身就是一道难于逾越的门槛。

　　总体来看，大众选举的本意是要实现最大多数人的统治，但是由于资本具有利益最大化与寡头化倾向，其对选举的控制使代议民主偏离了原有的轨道，走向了少数人的统治。资本对选举的控制内化在选举制度的基本设计中，通过选举公式、选区规模和当选门槛三方面的选举制度设计加以巩固、强化。虽然现代西方国家的选举制度分类复杂、名目繁多，但表象的大众选举最终难逃被资本控制的命运。大众选举与资本控制之间的冲突成为当代西方选举制度本源性困境，并由此衍生出西方选举制度的种种问题。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017M61151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