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美国大选中，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击败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当选美国总统，被认为是重塑美国、震动世界的“特朗普革命”。特朗普当选在何种意义上构成“革命”，必须从其竞选中的“另类”政策谈起，从其与西方自由主义话语体系的关系来审视。

　　逆转共和党传统

　　政见的共和党总统

　　共和党人历来主张大市场小政府，主张自由贸易。因此，TPP降低参与国之间的贸易关税和监管壁垒的主张，非常契合共和党的传统主张。自2014年共和党赢得中期选举之时，就是TPP的忠实推动者。而民主党与工会关系密切，担忧TPP将导致大量的工作岗位流向海外，造成美国工人大面积失业，成为法案通过的主要阻力。希拉里虽在国务卿任期内支持TPP，但在竞选中为了获得民主党选民的支持，不得不表示对TPP的反对。而作为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却在竞选中明确反对TPP，认为TPP将意味着更多的制造业工作岗位流向海外，对美国中产阶级产生不利影响。

　　奥巴马医改被视为奥巴马最重要的政治遗产之一，但在美国引起了巨大的政治争议。因为奥巴马医保是强制购买的，所以共和党人批评奥巴马的医改违宪，甚至不惜以政府关门为代价，来阻挠奥巴马医改的实施。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初选中，所有候选人都反对奥巴马医改，不同的是，特朗普反对的却不是奥巴马医保的强制性。他表示，“我喜欢个人强制医保制度，因为我不希望有人在街上无助地死去。”在2017年1月17日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特朗普表示新医保政策将实现美国全民覆盖。这样的政策倾向与共和党传统的非强制、自愿购买商业医疗保险的立场大相径庭，对此很多人评论特朗普“简直就是一名民主党人”。然而，在贸易与医疗这两个极为重要的议题上与共和党传统完全相悖的特朗普硬是杀出重围，最终赢得了共和党的党内初选，之后又在全部主流媒体的声讨声中，成功当选美国总统，造就了“特朗普革命”。

　　“左”“右”结合的内在逻辑

　　特朗普不仅在政策上与所属党派大相径庭，而且作为政治新人，很多政策主张都只是一个大略的图景，在政治经验上完全没有办法与老牌政客希拉里相比。但他为什么能打败希拉里呢？

　　这是因为，无论是在初选还是大选中，美国选民早已不再通过候选人所主张的政策，而是通过身份认同来确定自己支持的候选人。换言之，美国的政治话语已经从基于自由主义的政策之争，转变为基于身份认同的身份政治了。因此，尽管在反对移民、侮辱墨西哥裔、建隔离墙、反对穆斯林等问题上，媒体对特朗普多有批评，这些批评在过去的话语体系中，很可能已经彻底断送了他的政治生命，但是，这些反传统的、“民粹”的主张，却在新的背景下成为特朗普赢得大选的关键。很多人认为，特朗普的竞选口号“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其本质是“Make American White Again”。

　　在身份政治面前，以往关于经济政策、福利政策的重要辩论成为了细枝末节，“简直就是一名民主党人”的特朗普成功当选。这种“左右模糊”的状态，可以用政治学上的“马蹄铁理论”来解释。该理论认为，“极左派和极右派并非传统政治直线轴上的两个极端，反而是像马蹄铁的两个极端一般——其实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历史上，最典型的是德国纳粹党，其政治理念是极右翼，但其福利政策进步巨大，假期增加一倍，强制保险制度、儿童补助制度、税率等级制、养老金计划等，完善的福利政策简直是现代欧洲福利国家的前身。其经济政策偏向于计划经济，投资诸多国家重大工程来拉动就业增长，并且通过行业协会和托拉斯等经济组织对国家的经济生产活动进行计划与调节。可以说，极右翼的民族主义政治理念与极左翼的福利政策、计划经济在此集于一身。

　　处于政治光谱两极的极左和极右却结合起来，其实并不奇怪。之所以认为奇怪，是因为我们平时所说的左与右，事实上是在自由主义政治话语体系中根据政策与政体来划分的。而在身份政治的话语体系中，政策与政体都是次要问题，首要问题是对共同体的认同，即划分共同体内外，分清敌我。这一问题，比自由主义话语之下的政策与政体更加根本，是政治的首要问题。因此，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一文中，开宗明义提到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德国法学家施米特在《政治的概念》中明确论述了“政治的标准便是朋友与敌人的划分”。

　　话语体系转变的预示

　　问题在于，当政治生态中出现“怎样区分敌我”这样重大的问题时，往往意味着这个国家的政治根基发生了重大的问题，政治共同体面临着分裂与革命的危险。事实上，这正是美国乃至整个西方正面临的问题。从英国“脱欧”到特朗普当选，标志着整个西方自由主义话语体系的式微，并开始转向敌我斗争的话语体系。面对严重的认同问题，少数族裔对西方主流社会的认同逐渐降低，冲突逐渐增多，西方主流社会对少数族裔的敌视心理也在加剧，后果则是西方社会共同体的撕裂。

　　回顾一下以法国尼斯和美国奥兰多为代表的恐怖袭击事件，主谋都是在当地出生和成长的第二代移民，都是合法的国家公民，但都不认同所在的国家，视自身为被压迫者。其实，亨廷顿在《我们是谁：对美国国家认同的挑战》中已经提出了美国人的认同问题。在2016年大选中，美国白人群体通过对特朗普的支持，表达了对美国根本特性与共同体边界的忧虑。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特朗普在就职演讲中并没有团结美国民众，弥合竞选造成的裂痕，因为“团结各方”是自由主义话语体系的要求，在敌我话语体系中，攻击与批判才是正常的。在特朗普眼中，极端主义穆斯林甚至大部分穆斯林社会都是美国的敌人，因此甘冒打击美国政府信誉的风险发布“禁穆令”。而拉丁裔非法移民被特朗普视为美国治安与经济的另一大隐患，所以他坚持在美墨边境修筑隔离墙。

　　特朗普的当选与就任表明，美国的政治话语体系已经由过去的自由主义话语体系转变为卡尔·施密特式的敌我话语体系。这意味着政治共同体本身的败坏与重塑，预示着美国政治将进入一个动荡而痛苦的重塑阶段。

　　（作者单位：南京政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