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目前对国家治理的研究还较多停留在从国家主义角度论证国家治理的必要意义，或提供国家治理的政策建议及技术工具方面，对如何完善优化国家治理内部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特别是在如何按照现代国家要求，发挥国家的公共属性，促进国家与市场、社会良好互动合作，乃至如何构建中国化的治理理论等方面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治理研究强调公共性、网络互动和多中心，是对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生活发生的重大变革，特别是20世纪中后期社会科学范式危机的回应。许多学科的原有范式越来越难以描述和解释政府失败和市场失灵导致的现实困境，亟须一个能够整合包容和超越传统理论框架的新范式。近年来，中国社会迅速成为治理研究与实践的重要场域。治理理论在阐释中国经验甚至影响中国转型进程的同时，其概念内涵、研究指向也因中国特殊的实践经验和话语体系发生巨大转变。如何理解治理理论与中国经验的互动，特别是厘清治理研究的新动向及中国化进程，正在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根据2016年度国内学术期刊上登载的相关论文，本文将反思性地评述学术界在治理研究方面的动向和特征。

　　治理研究过密化

　　治理理论作为一种针对社会转型提出的全新理论范式，极大满足了中国当下深刻经济社会变革和制度变迁带来的现实需要和理论空白。被引介到中国后，治理问题引发了中国学者高涨的研究热情，发表的论文成果呈井喷式增长。从论文发表的数量看，截至2016年11月30日，在中国知网以“治理”为主题搜索论文为411600余篇；以“治理”为篇名搜索论文为159500余篇。论文数量逐年度呈明显递增趋势。从2000年度的3077篇到2015年度的15608篇和2016年度的13218篇，年度论文发表量增长高达5倍，特别是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以后，治理研究的论文数量从2013年的9877篇激增到2014年的13904篇，增幅达40.8%。从论文研究主题看，层次上包括国家、全球、公司、政府、民间、农村、基层、社会、社区、大学，领域上包括环境、气候、道德、舆情、边疆、网络、危机、食品安全、药品行业，等等。所涉及的层次与范围之广，研究对象之庞杂，是前所有未的。 

　　但是，梳理相关成果可以发现，相当部分的研究滥用了治理概念。现代意义上的治理具有特定的含义和条件，主要是指公共治理。“治理不同于传统以权力垄断为基础的政府管理，也不同于政府主导市场参与的新公共管理，而是特指由政府、市场与社会多主体以平等协商的方式合作共治。”然而，许多研究者泛化了治理概念的核心内涵和条件指向，在涉及管理控制或整治处理的研究对象上较随意地使用“治理”概念，有意无意忽略了治理研究产生的特殊社会背景和环境条件，忽视其特定内涵和解释机制。这种泛化与滥用“治理”概念的研究，难以准确反映出中国社会政治转型的治理现状、现实困境、理论挑战和独特经验。治理研究的泛化和过密化不仅难以有效促进治理研究的深入发展和成果积累，更在某种程度上混淆治理研究的准确进路，影响治理研究的理论构建与实践探索。

　　治理概念空心化

　　关于治理概念的定义，各学科的研究者从不同学科视角赋予治理不同的界定。其中，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最具有代表性：“治理是个人和公共或私人机构管理其公共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这体现了治理本身强调多主体参与的特征，或者强调原本处于中心的行动主体进行管理时所受到的限制，不再存在单一的权威。詹姆斯·罗西瑙在《没有政府的治理》中描述到，“没有政府的治理是可能的，即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种规章制度：尽管它们未被赋予正式的权力，但在其活动领域内也能够有效地发挥功能”。这种基于合作和互动的管理模式，使治理成为一种由公共目标引导的活动，具有强烈的“公共性”和“社会性”。从治理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理论愿景和社会期待看，参与治理的多主体之间地位平等，互动和利益互相依赖，体现“公共性”以及强调在国家和市场之间加入社会力量，共同治理、协调合作体现“社会性”。这是治理概念与生俱来的独特属性和核心内涵，也是支撑治理这种全新管理模式的核心运行机制，是缓解政府失败和市场失灵、有效调和政府与市场固有矛盾的重要平衡力量。

　　但是，治理理论被引介并运用于中国独特语境时，核心概念随意搭配和泛化滥用，忽视甚至消解公共性、社会性这组核心内涵。在一些特定语境下，治理的多重主体性常被置换为单一主体，或者多主体之间的平等性常被置换为单一主体的主导性，社会主体参与治理的应有之义难以充分凸显。许多研究为了贴近热点，对“治理”概念趋之若鹜，并随意搭配使用，导致治理常与管理、处理、解决、控制、监控等混用，并未体现出治理研究的独特性，导致治理概念被异化和空心化现象。

　　研究主题本土化

　　治理理论兴起于西方学术界对政府、市场和社会良性互动的理论总结和期待，带有西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特定特征。引介治理理论并以此研究中国问题，需要特别注意西方学理和中国经验之间的距离。目前，国内学术界的治理研究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对治理理论的引介，二是对中国的应用研究，三是理论反思。总的来看，前两类较多，且在主题选择上具有明显的本土化特征。

　　根据对2016年1—11月间《中国社会科学》《政治学研究》两种期刊和《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政治学）》三种文摘上刊发的论文情况看，篇名含“治理”的论文共73篇，在政治学类（含公共管理、国际政治等相近学科）论文中占有较高比例，其中主题选择上明显以中国问题和经验为研究对象的有54篇，约占74%，主要围绕国家治理、边疆危机舆情治理、网络空间治理、社区基层治理、大学治理、地方治理、特大城市治理、污染治理等中国当下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开展研究。

　　这种本土化的努力值得肯定，但大多还停留在简单套用治理理论来阐释本土的经验，或是就某项具体工作提出对策建议，而对反映中国社会发展脉络的治理理论建构还比较欠缺，对本土经验的理论反思和转化还不够充分。因此，亟待更有解释力的理论分析框架，以把握和指导中国社会治理机制变迁。

　　聚焦国家治理

　　梳理跨学科的治理研究文献可以发现，治理理论具有丰富的理论意蕴、理解层次和内涵结构，主要有市场、国家和社会三种不同视角，所形成的三种治理模式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作用。其中，市场视角主要源于经济学对公司治理的关注，强调以市场交易机制实现治理过程中的资源配置和效率提升。20世纪70年代，公共选择学派将研究范围拓展到公共事务领域，致力于引入企业精神改造政府和公共部门；国家视角将国家及其政府机构作为治理的主导力量，把公共部门看作是区别于市场和社会的特定组织类型，具有自主能动性和超脱性，是市场失灵的重要干预力量；社会视角强调超越传统政治学私有化和国有化的二元论局限，将社会网络治理，特别是社会自组织治理作为一种超越市场与国家的独特治理方式。

　　显然，国内的治理研究是以国家治理为焦点的，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

　　在中国知网以“国家治理”为篇名搜索，历年论文共有3609篇，从2001年的1篇增长到2015年的1218篇；其中2013年以后增长最为迅速，2013年只有154篇，2014年达到1207篇，增长6.84倍；2013—2016年发表论文3334篇，占历年发表论文总量的92.4%。同时，根据对上述2016年两种刊物和三种文摘刊发的73篇治理研究论文进行分析，其中有19篇论文的篇名包含“国家治理”，达到26%。在研究内容方面，除了从政党制度、央地关系、农村治理、社保制度等传统议题角度研究国家治理外，还有研究从全球治理、核安全治理、网络空间主权治理等新议题和压力型体制、项目制及运动式治理等具体治理机制的角度，深入研究中国国家治理的现实问题。这些对国家治理的大量和持续研究有助于对国家这一复杂政治体系进行系统而深入的了解，为推动良好的国家治理提供有益的理论探索、政策建议与经验支撑。但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对国家治理的研究还较多停留在从国家主义角度论证国家治理的必要意义，或提供国家治理的政策建议及技术工具方面，对如何完善优化国家治理内部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特别是在如何按照现代国家要求，发挥国家的公共属性，促进国家与市场、社会良好互动合作，乃至如何构建中国化的治理理论等方面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