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近代哲学之“主体性”原则使“人”显现为不需肉身、鄙弃感性活动、脱离历史和社会的抽象“主体”形象。人的现实生命不仅在理论中，而且在实践中最终被虚无化。当前，对这一问题的指认，即是对服务于“人的现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意识形态之合法性的确证。这一指认与确证在理论上通过与当代西方学术的批判性对话，有利于深化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增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
脱离感性活动的纯粹“精神”存在物
在马克思看来，人不是抽象之物，而是立足于实践活动的人的现实生命。马克思对于“人的现实生命”的理解主要表现在身心统一、能动与被动相统一的感性活动、基于生存实践的多重性和矛盾性、现实的历史性、与他人共在的社会性等几个方面。以此视角回溯以笛卡尔的“我思”为起点、经由康德的批判哲学和费希特的知识学所确立的西方“主体性”原则会发现，人变成了非现实的抽象主体；在深层上，主体性原则所体现的一系列思维方式源于传统形而上学。
与马克思所彰显的人的现实生命不同，传统形而上学家们所强调的主体性为我们显现的是另一种抽象、虚幻和无根的“主体”的“人”的观念。在他们的视野中，人的现实生命不再是以真实的“肉身”为载体和基础的身心统一的整体，而变成了不需要“肉身”的幽灵。人的现实生命不再是他的感性的现实生活过程本身，而变成了脱离或鄙弃感性活动的纯粹“精神”存在物。作为“完整的人”之丰富多彩的整体性存在仅仅被归结为“理性主体”精神，而抽象理性得以可能的感性实践活动则成为遭人鄙视的动物式的活动。人的现实生命不再是多重性和矛盾性的丰富多彩的存在物，而被简化和还原为单一的、抽象的“理性本质”。人的现实生命不再是处于现实的历史之中的、历史性存在物，而变成了超越时间、流变和有限性的“非历史”或“超历史”之物。人的现实生命不再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与他人“共在”的社会存在物，而是脱离社会的、孤立的进而遮蔽他者的封闭实体。
伴随着人的这种抽象、虚幻和无根的形象，西方主体性哲学植根于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同样自行呈现出来，这主要包括主体“自我”相对于客体“非我”的“终极化”和“实体化”思维，“主体”确证自身的“理性化”“同一化”和“科学化”思维，以及由主体的单极中心地位所造成的主客二元对立思维。而形成这种思维方式的深层原因，在于它和传统形而上学的继承关系，即经过主体性原则的确立，主体作为一种全新的存在，接替了传统形而上学中“神”的位置，将自身显现为最高存在者，也就是“给出第一原因意义上的论证者”；主体性原则体现着对“无条件总体”或“超感性世界”的“根之神话”的迷恋和寻求。与这一寻根的、成神的“主体”相对，马克思所捍卫的人的现实生命，因为自身的肉体存在，因为自身的感性活动，因为他的有限性、时间性和历史性而充当着它的卑微者和凌弱者的角色。在此意义上，主体不是凸显了而是遮蔽了人的现实生命，不是抬高了而是无限贬低了人的现实生命。
“虚无化”人的现实生命
就理论层面而言，当人不希求于“成神”的自我欺骗，当西方主体性哲学给有限的人制造的无限的神圣形象被视为异化物而遭到现当代哲学的持久批判与揭穿之时，当主体作为一种虚假的、无根的“最高价值”自行贬值或废黜之时，人的现实生命就会陷入无限放逐的“虚无化”境地。这是西方形而上学思维的“历史必然性”，当所有的个人都被作为形而上学的意识形态或作为意识形态的形而上学“传唤或呼唤”“招募”或“改造”为超感性的、普遍性的、永恒绝对的“主体”时，人的现实就必然蕴含着“无化”的虚无主义结果。形而上学就是虚无主义的本质领域和发生领域，“在其中命定要发生的事情是：超感性世界……必然丧失其构造力量而成为虚无的。我们把超感性领域的这种本质性崩塌称为超感性领域的腐烂”。对“超感性领域”的迷恋使西方主体性哲学成功超越了“感性”并“无化”了人的现实生命。对此问题的批判在某种意义上亦成为马克思、海德格尔、弗洛伊德、拉康、阿尔都塞、德里达等众多当代思想家所思考的主题之一。
就现实层面而言，在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征程中，具有启蒙功能的“主体”跨出人之现实生命的疆界，以“现代”“人类”“统治阶层”和“西方”的虚幻姿态，无限制地行使着自身对作为“客体”的“传统文化”“自然”“普通公民”和“非西方”的单极性征服逻辑，导致人的现实生命陷入史无前例的虚无化境地之中。西方引领的现代化世界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亦使人的现实生命陷入史无前例的虚无化境地之中。西方哲学视野中的主体性，由此成为一种在臣服和支配之间做出的抉择：当极少数作为特权阶层的资产者以真理和解放的名义发出指令进而通过绝大多数人的行动获得了对自然界和传统的统治权时，这些当权者也就获得了支配、控制、宰制芸芸众生的社会权力。解放与奴役的辩证法、个体“运用自己的理性成为自律的主体”和其“被他人控制而遭受不可名状的死亡之虚无化”之间的辩证法，其致命性缺陷由此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赤裸裸地展现出来。
捍卫人的现实生命
马克思哲学不仅彰显了人的现实生命，而且在理论与实践、科学性和革命性相统一的意义上，进一步将捍卫人的现实生命进而将实现人类解放视为自身的事业。
就理论层面而言，对西方主体性哲学之理论与现实困境的指认有利于通过与当代西方学术的批判性对话，深化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增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性批判向度与其现代性批判、资本批判等多重批判路径在深层上是勾连在一起的：对人的现实生命的关怀，在于期许人能够从一切理论的与现实的异化形象之中摆脱出来，从而获得人自身的尊严和幸福。沿着这一系列批判向度，马克思开启了不同于理论哲学传统的、指向“现实的批判与现实的解放”的实践哲学，赋予了后者以优先性。
而马克思实践哲学所蕴含的人的解放的终极关怀，不仅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思想史上的不朽地位和永恒魅力，影响和启发着中西方一代代学人的良知和斗志，而且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的不可逾越性。就此而言，对人的现实生命的彰显和捍卫不仅构成了众多现当代西方思想家的思考主题之一，而且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亦构成国内一批批学者持续深入思考的重大课题。这些都为我们深化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亦使我们在面对西方兜售建立于抽象人权基础上的意识形态时，不再盲目推崇或沉默失语，而是能够以越来越自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从容应对。
就现实层面而言，在当代中国政治和社会现实中这一指认则有助于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道路自信与国内外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和话语权。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多年之后的今天，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之后的今天，中华民族在自己的道路上巩固着国内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的领导权，同时在国际上获得越来越多的话语权。这一切都得益于我们牢牢坚持以“人民当家作主、以人民为中心、保障和改善民生”为主要内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今天，我们既深刻地认识到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性，又坚持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这一道路的奋斗目标，将人民视为创造辉煌的主体；我们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为人之现实的社会历史性存在的身份认同之本，进而在不断坚持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过程中，以日益强劲的综合国力和意识形态与文化软实力重新屹立于世界。当西方世界以抽象的自由民主为意识形态筹码对广大第三世界“发号施令”从而行使其文化霸权和经济霸权战略时，甚至当坚持某国优先的西方保守主义势力不断抬头的时候，我们以“一带一路”倡议拥抱全球化；以不断自觉增强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为中华儿女亦为世界人民谋求着现实的幸福和尊严。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共产党在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问题研究”（14CDZ01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