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艾尔兰（Peter Ireland），美国波士顿学院经济学教授。艾尔兰本科、硕士、博士均就读于芝加哥大学经济学专业，1998年进入波士顿学院之前，他在新泽西州罗格斯大学任教，并在弗吉尼亚州里士满联邦储备银行担任经济研究员。他长期研究美联储政策及其对经济的影响，曾在《美国经济评论》（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政治经济期刊》（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欧洲经济协会期刊》（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以及《货币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等学术刊物发表多篇论文。自2011年以来，艾尔兰成为由独立经济学家组成的影子公开市场委员会（The Shadow Open Market Committee）成员，该委员会成立于1973年，专门监督、评论美联储以及美国经济政策制定。作为该委员会成员，艾尔兰在“21世纪网”定期发表经济评论。
■艾尔兰在办公室接受本报记者采访。冯黛梅/摄
出身于“芝加哥学派”的艾尔兰，强调美国的经济政策建立在自由市场的基础之上，遵循弗里德曼的自由市场理论，但认为政府在社会保障、货币政策等方面的作用不可或缺。在他看来，提出一系列社会保障政策的罗斯福新政拯救了美国的资本主义体系；而“像美国联邦储备银行这样政府管理的中央银行仍然是需要的，可能永远需要”。
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美国的经济运行一直都引人关注。美国历史上经历了怎样的经济发展政策？如何应对曾经出现的经济危机，以及近年来美国经济是否在强劲复苏？而在这些背后，作为美国中央银行的联邦储备银行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近日在美丽的波士顿学院专访了美国经济学教授彼得·艾尔兰（Peter Ireland）。
弗里德曼自由市场理论对美经济政策影响最大
《中国社会科学报》：感谢您接受采访。波士顿学院的校园很美，可以看到美丽宏伟的哥特式建筑，能在这里工作一定很开心。
艾尔兰：是的，这是个美丽的校园，历史悠久。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塔夫茨大学、布兰迪斯大学，再加上波士顿学院，应该说是波士顿地区最好的5所私立大学。我之前在罗格斯大学任教，那也是一所很好的学校。之所以后来选择波士顿学院，首先就因为觉得有回家的感觉，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波士顿人；其次就是学术的考虑，波士顿学院周围环绕着很多好学校，有很多好的经济学者、高水平的学术会议，住在波士顿确实是件不错的事。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注意到您是影子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这是个什么机构？
艾尔兰：你听说过英国的影子内阁吧？就是由在野党组成、对政策进行分析评论的一个机构。影子公开市场委员会成立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其性质类似于影子内阁，不过主要针对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政策作分析、评论。和英国的影子内阁一样，影子公开市场委员会中也有曾经在美联储工作过的官员，当然它的成员也有机会进入美联储，最近有位影子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刚刚被提名为美联储委员会成员（美联储核心管理机构）。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一直以来专注于货币经济学研究，能不能谈谈这个学科在西方的发展？
艾尔兰：西方货币经济学研究至少可以追溯至18世纪中期，当时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在他的《货币论》（Of Money）中，描述了当黄金和白银流入一个国家后，如何在短期内促进商业活动，而在更长一段时间则会出现价格上涨。休谟的观察后来成为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的基础。菲利普斯曲线是以英国经济学家菲利普斯（Alban William Phillips，1914—1975）命名的表示失业与通货膨胀交替关系的曲线。20世纪六七十年代，许多国家包括美国都认为菲利普斯曲线提供了一个政策权衡：如果愿意忍受高通货膨胀，那么可以采取政策降低失业率。但是不幸的是，当时的历史表明，刻意尝试利用菲利普斯曲线会导致高通胀高失业率。这促使后来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对短期运行和长期运行作了区分。1967年12月也就是50多年前，弗里德曼首次在美国经济协会演讲时对此作了分析：联邦储备可以在短期内降低失业率，但是长期来看，通过印刷钞票，只会导致更多通货膨胀。现在，大部分经济学家接受弗里德曼的理论。
《中国社会科学报》：相比其他学科，经济学好像有更多学派之分。
艾尔兰：我是从芝加哥大学毕业的，那里也是弗里德曼度过他绝大部分职业生涯的地方。“芝加哥学派”或者“货币学派”的形成主要与弗里德曼的货币政策相关，或者更广泛地说，这个学派强调自由市场在经济活动中的协调作用。
过去，弗里德曼货币主义者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之间有很深的分歧。他们的主要分歧是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萧条爆发的原因有不同看法。弗里德曼学派认为，由于美联储不愿意扩大货币供应以抵消普遍存在的银行倒闭的影响，从而导致了大萧条；而凯恩斯主义者则普遍地认为，大萧条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不稳定性，所以他们认为政府需要更积极地参与经济活动才能解决问题。现在的美国经济学界，保罗·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n，1953— ）和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1954— ）都是凯恩斯主义最有力的倡导者。
《中国社会科学报》：那您觉得美国的经济政策包括货币政策，受哪个理论影响比较大？
艾尔兰：尽管如我之前所讲的，美国很多著名经济学家都是凯恩斯主义者，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弗里德曼自由市场的理论可能对美国经济政策制定影响最大。其原因之一是我上述提到的一个现实情况：20世纪70年代，依据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理论，美联储试图以高通胀率为代价实现低失业率，但是结果却导致高失业率。另外，更主要的一个原因是，美国持续的经济增长和繁荣让经济学家更增加了对市场经济的信心。
罗斯福新政拯救了资本主义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报》：“进步时代”（The Progressive Era）被认为是美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关键转折点，有人称“进步时代”为美国现代财政制度奠定了基础。
艾尔兰：区分罗斯福新政之前和之后的美国经济制度是对的，因为正是在那个时候，美国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发生了重大转变。罗斯福新政建立了很多机构，并出台了各种计划，最主要的是出台社会保障计划，帮助和保护社会中最脆弱的群体——老年人和儿童，使他们免遭严重的经济困难，并确保工人在经济严重衰退期间避免遭遇失业的打击。与社会保障相关的“新政”还包括出台新的法规，比如允许工会与大公司进行更有效的谈判，从而设定最低工资和限制员工工作时长以及禁止使用童工等。最后，“新政”还颁布了联邦储备银行存款保险条例来保护美国工人的储蓄。
这些方案不仅对帮助普通美国人渡过大萧条至关重要，而且还拯救了资本主义体系。许多新政计划，包括社会保障和存款保险，至今仍然存在，也有理由存在。
《中国社会科学报》：之后，美国还有没有实行过类似的重要改革？
艾尔兰：“新政”之后，美国经济和社会最重要的转变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即林登·约翰逊总统提出的“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运动。医疗补助计划和医疗保险计划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这两个计划可以被认为是扩大社会保障，以帮助老年人和不那么富裕的美国人获得充足的医疗保障的计划。此外还有改善教育和清洁环境的计划。这些计划固然很重要，但是“伟大社会”最重要的成就是1964年通过的“民权法案”和1965年通过的“选举法案”，这些法案在终结最令人震惊的歧视非裔美国人的行为时发挥了很大作用。最近的一些事件表明，美国依然存在种族主义和不平等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曾经一度更糟，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将美国宪法所保证的自由和机会扩展到所有美国人——无论种族或性别，所以它的重要性怎么说都不为过。
《中国社会科学报》：刚才您谈到了美国历史上的重大变革。这可以说是应对社会挑战时作出的反应。您认为美国当下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艾尔兰：每位总统对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都有不同的看法。一般来说，像里根和布什这样的共和党人更相信自由市场可以为美国人提供最大的机会，而像克林顿这样的民主党人，尤其是奥巴马则会寻找政府提供帮助的路线。但我认为，所有这些领导人都会意识到，一个富裕和公正的社会不能忽视其照顾年轻人和老年人的责任，而且应该为保护和促进所有成员的机会而努力，特别是为那些曾经被排除在外或者说遭受过不公平待遇的人们。因此，今天美国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并非是否取消社会保障和医疗补助，而是该如何确保财政支持的可持续性，用最佳方式确保这些重要计划的实施。
货币政策是保持低通胀的唯一工具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政府的干预作用还是很大？
艾尔兰：在整个经济体系中，货币政策是能够保持低通胀稳定的唯一工具。尽管一些经济学家试图推测是否可以找到一个实行货币政策的私营体系，但历史证据强烈表明，货币政策调控必须成为政府的工作。即使就比特币而言，我们目前也可以看到一些证据。从理论上讲，比特币可以成为私人提供的政府资金替代品。然而，在实践中，比特币的价值波动太大，因此不能获得大多数工人、企业和消费者的信任。这意味着像美国联邦储备银行这样政府管理的中央银行仍然是需要的，可能永远需要。没有美联储，美国就不会有多年稳定的低通胀。
从更大的背景来看，我认为政府干预或不干预只能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以环境法规为例，污染被经济学家称之为“负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y），意思是如果没有政府的强制性规定，人们或公司不会去主动关注环境污染问题，或为净化环境投入太多人力物力，污染也会更多。一些和我一样年纪、和我一样在波士顿附近长大的人，会记得查尔斯河在冬天永远不会结冰的那些日子，因为那里充斥着化学物质，现在波士顿和其他美国主要城市内外的环境要好得多，这主要得益于政府的干预。
此外，法律和法规有时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这就是说，在某些时候，政府采取不干预主义的做法或许会更好。例如，许多小企业认为，由于近年来监管、要求太多，使得企业的有效运作越来越低，即使是在一些完全开放的领域。现在特朗普总统取消了部分规定，使商业信心有所改善，整体经济明显加强。所以说，很可能这些企业主是对的，有些规定弊大于利。
美联储加大对金融机构的监管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长期研究美联储政策，能不能谈谈美联储是如何运作的？
艾尔兰：美联储有“双重任务”，那就是根据美国国会的指示，一是稳定通货膨胀，二是提供最大限度的可持续就业。目前美国失业率为4％左右，人们普遍认为美联储正在圆满完成其就业方面的任务。但是，自2007—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通胀率一直低于目标（2%），这是美联储继续维持低利率的主要原因。
然而，随着经济继续复苏，通胀率也应该继续回到美联储希望的状态。实际上，为了避免超出目标过快的通货膨胀，美联储现在需要逐步提高利率。这就是为什么2015年底以来美国利率一直处于上涨趋势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今年还会加息的原因。
除了以管理利率来实施货币政策，美联储还负责管理美国的金融体系。未来几年在这个方面可能出现更多变化。可以理解的是，国会和美联储在金融危机之后加强了对美国最大的金融机构的监管，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他们在执行新规时是否做得太过分了？如果是的话，美联储如何使银行在其业务中拥有更大的灵活性，而不必在下次发生危机时再次打开又一轮紧急救助的大门？这是监管机构面临的棘手的政策问题，不仅在美国，在所有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在欧洲、日本和中国，情况都非常相似。我们明白银行和“影子银行”是投资项目的重要资金来源，是经济增长的重要保障。但我们也意识到，因为承担太多风险，银行和“影子银行”同样也是经济不稳定的根源，所以要找到正确的金融监管方法并不容易。
《中国社会科学报》：美联储每一次的行动似乎都会牵动全球，甚至引发震荡，为什么？
艾尔兰：货币政策行为的国际影响对个体国家来说总是很棘手。目前，不仅仅是美联储，还有欧洲中央银行和日本银行都可能会实施货币政策的重大变革。随着美国经济继续增长，欧洲甚至日本经济也最终复苏，所有这些国家都将不得不提高利率以防止通胀上升过多。这也给其他国家的决策者带来了问题，如果他们对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利率上升没有回应，那么他们的货币将会相对其他货币贬值。而为了防止贬值，他们将不得不提高自己的利率，这又会减缓经济增长。但需要提到且不能忽视的一点是，复苏之后的美国、欧洲以及日本等国将有出口的需求，这是一个重要的刺激措施——即使不是全部，也将会大量抵消汇率波动成本。实际上，在未来几年，应该是全球经济强劲增长期。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对特朗普政府的货币政策如何评价？
艾尔兰：从货币政策角度，至少可以说特朗普政府还是不错的。特朗普总统让杰罗姆·鲍威尔（Jerome Powel）担任美联储主席，后者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政策制定者，同时他也愿意奉行前任美联储主席耶伦（Janet Louise Yellen）的政策计划。总体来说，从各个方面来看，鲍威尔是一位务实的、构建共识的领导者，在他的领导下，美联储不会成为波动或者争议的制造者。
对全球经济发展前景感到乐观
《中国社会科学报》：通常情况下，学者的研究会跟踪政策或现实的变化，货币经济学是否更应该如此？
艾尔兰：最近几年，货币经济学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个很明显的原因是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及之后的经济衰退的影响，这些变化甚至反映在研究者描述事件的语言中。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美国经济经历了从未有过的稳定环境，仅仅有过两次温和的衰退，分别是在1990年和2000年，低通胀率、低失业率，经济学家们将此称为“大平稳”（Great Moderation）——稳定的繁荣期，探究是什么原因导致“大平稳”，成为当时很多学者关注的课题。
相比之下，今天的货币经济学家正在花费精力了解“大衰退”，即金融危机以及之后的衰退。他们想要了解的是，当危机的持续影响最终退去后，我们是否能够回到像20世纪90年代那样高增长和低失业率的时期，还是我们注定要经历更长时期的缓慢增长和停滞。
《中国社会科学报》：现在距2008年金融危机已有10年，您如何评价美国现在的经济状况？
艾尔兰：我个人的观点是，最终在10年后，美国经济将回到更加正常的状态：或许比不上20世纪90年代，但至少比我们最近经历的要好得多。失业率为4%，这是个很低的数字。但是如果没有更强劲的工资增长，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久。所以我的预测是，未来几年对于大多数美国工人来说前景很好。美联储正在将其政策恢复至正常，并且已采取重要步骤来改善美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最终信贷及金融市场也将更加顺畅。最后，我想说最近对税法的修改，目的在于促进更多的商业投资和创造就业机会，似乎已经发挥了这种作用。我认为今年和明年将是美国经济长期以来最好的两个年份，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将高于3％，甚至可能高达4％。
《中国社会科学报》：所以您对美国未来经济前景非常乐观？
艾尔兰：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我认为在短期内，美国经济将继续增强。顺便说一下，全球其他大多数主要经济体，比如欧洲、日本、中国和所有其他经济体也将继续增强。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更美好的时光即将到来！
长远来看，我也很乐观。随着年龄的增长，当我们回望过去，会发现我们正在享受的繁荣几乎令人惊叹。当我年轻的时候，永远都不会想到今天我们会拥有像智能手机这样的新技术，可以做如此多的事情，使我们的工作更轻松、生活更愉快。中国经济在我们有生之年看到的增长确实非常壮观，当然，它的发展不仅带来收益也要支付成本，但看到经济增长如何改善了亿万人的生活，确实是一个奇迹。我们无法想象我们的孩子和孩子的孩子会如何生活，因为他们将会有太多的不同，是我们无法预测的。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他们将获得技术和科学进步，这些技术和科学进步将使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轻松和美好。
自由国际贸易是全球经济高速增长的关键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人说特朗普税改是一个为富人和大公司减税的法案，您怎么看？
艾尔兰：新的税法会对美国经济有所帮助，这一点是肯定的。它不仅只是为企业和富人带来好处，也利好所有美国人。美国的资本投资并未从2007—2008年的经济衰退中真正恢复。唯一出现重大扩张的领域就是能源部门，由于新技术的使用，使得我们可以从以前无法获取的资源中提取石油和天然气。但是，除此之外，投资非常薄弱。税收法案通过降低企业税率并提供更多投资激励措施，将激发许多行业增加支出。这将使得2018年和2019年的经济增长率明显提高。从长远来看，投资的增加也意味着许多美国人的就业和收入增长更快，而不仅仅是富人。
尽管税收法案提供了许多好处，但其中一个方法与预期不符的是，它不是真正的“税制改革”，也不是对美国税制进行彻底的“大修”。首先，新法律旨在降低企业税率并为商业投资提供激励措施。个人所得税税率略有下调，但幅度不大，也许这是为什么这些变化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受欢迎的原因之一。总体而言，美国的税制仍然非常复杂且效率低下。
《中国社会科学报》：特朗普总统一直呼吁美国大公司迁回美国本土，这次税改或许会帮助他实现这个目的？
艾尔兰：特朗普总统说，许多公司为了避免美国的法规和高税率迁往他国。这次修改税法似乎解决了这个问题：通过将美国的公司税率降低到与其他国家相似的水平，避税将不再是问题，公司将选择最有效运营的地方。税法修改会给美国本土带来最大影响，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外溢至其他国家，比如一些跨国公司可能会将业务转移回美国，或者扩大在美国的业务而不是在海外。此外，美国经济增长的加速将刺激对国外进口的需求。幸运的是，这两种效应可以相互抵消，如果一些公司将工厂和工作转移回美国，经济增长的加快有助于弥补损失。
《中国社会科学报》：但是这种趋势是不是一种逆全球化？
艾尔兰：可以肯定的是，特朗普很多言论都是反全球化的，特别是在他最初竞选期间，而且他在第一年的任期内不时回到了这个主题。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自由国际贸易有利于所有国家，并且一直是全球经济强劲增长的关键。然而，问题是自由贸易会对不同的人产生不同的影响，一些工人——特别是那些对海外竞争最为开放的行业，更愿意受到贸易壁垒的保护，这就是特朗普的言论具有政治吸引力的原因之一。
不过，政客们说什么和他们做什么之间总是有区别的。因此，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希望特朗普总统能够与他的团队一起寻找方案，帮助那些受到全球化伤害的群体，而同时无需过多限制国际贸易。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不久前结束的博鳌亚洲论坛上，中国领导人宣布未来继续坚持开放，具体包括放宽市场准入、大幅度降低关税以扩大进口、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您怎么看？
艾尔兰：很明确的一点是，美中双方很重视经贸关系，都希望看到未来两国间更多的贸易往来。当然，双方利益不同，因此在一些领域出现紧张也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有一点不同的是，特朗普总统不同于奥巴马，也不同于任何前总统，他认为自己是个强势的谈判者、聪明的交易者、商人。他行事的特点往往表现在一开始很强硬，然后会逐渐让步，最后达到他想要的。继续保持良好双边关系，对双方都有益。我认为，这也是我们最终会看到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所以可以是双赢？
艾尔兰：是的，我这么认为。我认为双方都有很多可以让步的地方。同样，我认为无论是“贸易战”还是施加限制，都会让彼此受到伤害。就像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需要经历困难一样，美国现在也有自己的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