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经典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在本质上是关于社会革命与人类解放的辩证的、历史的、整体的学说。对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言，该理论不仅从逻辑上完成了对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合法性的理论论证，而且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批判资本主义的方法论和历史观。然而，第二国际理论家在对经典批判理论作出时代化阐释过程中，囿于实证主义思潮影响以及自身世界观的局限性，未能从总体维度理解马克思的经典社会革命观所蕴含的方法论与历史观。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在实证化的经验研究模式下，社会革命合法性连同经典批判理论本有的解放与自由精神被遮蔽了。

　　革命观建构的方法论原则：实证主义哲学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作为马克思主义精神遗产的所谓“忠实阐释”者，以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对经典批判理论所作的时代化阐释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他们把革命观建构的方法论原则，由经典批判理论中实践的、批判的历史唯物论转向了非批判的、非辩证的实证主义。

　　概括起来讲，对理论家们的“忠实阐释”产生影响的三个方面因素为：其一，实证主义思潮影响。19世纪中后期，实证主义逐渐成为西方哲学的主流。实证经验研究作为一种普遍的研究范式，影响了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尤其是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和实践。其二，黑格尔哲学研究的缺失。这一时期，欧洲大陆出现漠视黑格尔哲学的现象。尤其在第二国际内部，诸多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都不是从黑格尔出发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考茨基晚年回顾自己的思想历程时就说过，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从黑格尔出发的，我是从达尔文出发的。我所研究的首先是达尔文，后来才是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研究这一环节的缺失，导致诸多理论家无法从辩证法的源头上把握其实质，也就很难把握经典批判理论的实践批判精神。其三，理论家自身世界观的局限性。诸多理论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从考茨基、拉法格到普列汉诺夫，都采用过同达尔文主义类似的概念范畴，诸如用“人工器官”、“人为环境”来诠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明显已经偏离了唯物史观的实质。

　　正是因为以上因素的限制和影响，以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忠实阐释”呈现出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倾向：考茨基并不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任何哲学，而是将马克思主义看成与达尔文进化论具有同质性的“经验科学”，并且认为唯物史观是一种对“事实”的总和进行经验研究从而得出历史规律的方法。普列汉诺夫则从自然本体论出发，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不过是自然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的延伸。拉法格则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阐释为经济唯物主义。在这些因素的限制和影响下，第二国际的这些理论家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所作的实证化理解，严重遮蔽了马克思主义作为哲学本有的革命性和批判性，非批判的、非辩证的实证主义成为他们革命观建构的方法论原则。

　　历史观上的自然主义倾向：进化主义革命观

　　由于考茨基等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所作的实证化理解，片面强调了经典批判模式的科学性，而未能从总体维度来理解经典批判模式所蕴含的批判功能和实践功能，正像卢卡奇所批判的那样，因为没有看到中介范畴作为方法论的特殊意义，丧失了对历史的辩证理解。因此，当以一种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态度去理解历史本身所包含的辩证运动，社会历史的辩证运动就被还原成自然生物的进化过程。这种历史观上的自然主义倾向，成为第二国际诸多理论家对社会主义革命采取进化主义态度的哲学根源。

　　考茨基等理论家所持的进化主义革命观表现在：一方面，他们坚信甚至迷信经典批判理论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危机与崩溃”将触发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在这个问题上，19世纪90年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就普遍认为资本主义危机与崩溃已经迫近，倍倍尔甚至相信“用数学的精确性”来计算资本主义的末日是可能的。考茨基在回应伯恩施坦对资本主义“崩溃”和“灾变式革命”的质疑时，尽管也积极捍卫马克思的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危机理论，但是他断然否认马克思提出过伯恩施坦所谓的那种“灾变式崩溃”理论。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的周期性萧条是不可避免的，并指出伯恩施坦所谓的卡特尔之类的资本主义自我调节工具，恰是这个制度衰落、自由竞争终结与资本社会“崩溃”迫近的明证。由此，他将恩格斯的“生产过剩”理论改造成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期趋势理论，以此论证“资本主义终极危机”亦即“崩溃”是不可避免的。

　　另一方面，这种对“资本主义终极危机”和“崩溃”的确信与无产阶级革命必然胜利的信念，并没有成为积极革命的能动要因，反而成为考茨基等理论家秉持发展观上进化主义而在革命策略上消极主义等待的根据。考茨基反复强调革命时机问题，主张等待革命。就像他在《取得政权的道路》中所强调的，社会民主党是一个革命党，但不是一个制造革命的党，煽动革命或者为革命准备道路，都不是我们的工作。这种观念也反映了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及其正统派的意识形态。最能说明德国社会民主党及其正统派潜藏着消极革命观念的例证，是考茨基对1905—1914年群众罢工的看法。考茨基自认为执行的是恩格斯的“政治遗嘱”，主张疲劳战略。所以，他对由1905—1914年间各国爆发的无产阶级总罢工造就的有利革命形势视而不见。对于这种政治消极主义，卢森堡在《群众罢工、党和工会》《疲劳还是斗争？》等著述中予以严厉的批判，明确指出考茨基主张的疲劳战略连群众罢工都加以反对与恩格斯的“政治遗嘱”没什么关系；考茨基无视社会主义革命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寄希望仅此一次“击破战略”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质是巴枯宁无政府主义总罢工思想的再生。

　　背离马克思主义：革命精神的钝化

　　考茨基等理论家对社会主义革命采取实证主义、进化主义态度，并非他们没有看到宣传、组织和夺取政权的重要性。而是由于他们在革命观构建的方法论原则和历史观上所存在的本质差异问题，亦即对马克思主义作出实证化理解，理性的历史批判变成了实证的经验研究，社会历史的辩证运动被还原成自然生物的进化过程而遮蔽了一切人的能动特性。这已经不是局限于理论诠释和误读的问题，而是从根基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本有的科学与价值、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鲜明品格，从而削弱了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武器的经典批判理论所独有的革命批判精神。

　　而考茨基等理论家革命精神的钝化，不仅影响到对经典批判理论揭示的无产阶级革命合法性的理解，而且影响到现实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正是这种历史观上的进化主义倾向和对社会形态发展的自然史性质的倚重，造成考茨基等理论家过分夸大政治民主、议会斗争和合法斗争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甚至不惜脱掉“中派”身份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右派联合走向社会改良主义道路。历史证明，考茨基等理论家的政治实践，最终背离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深刻影响时代发展的本真路径。

　　从这个意义上看，探究第二国际理论家的理性批判和实践批判的革命精神钝化的根由，既是认识和理解第二国际时期实证化的资本主义理解模式形成的思想基础，也是把握经典批判理论得以向现代批判理论嬗变的理论前提。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罗莎·卢森堡的社会革命观研究”（15YJA71001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流动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