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石:“闲暇”与公民教育
2017年11月23日 08:2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11月23日第1337期 作者:李石

  自古以来,政治家们都将教育作为国家的要务之一。亚里士多德认为,公民教育出于下述原因而与城邦的政治制度紧密相连:城邦原本是公民的自治团体,因此,有什么样的公民就有什么样的城邦及其相应的政治制度。例如,一个城邦如果是民主共和制的,那么,建立这一城邦的先民们必然具有与民主制相适应的德行和观念。因此,对于新生的共同体成员,理所当然要通过教育使其与城邦的制度和公共规范相契合。否则,政治制度就有可能动摇,人们就无法安居乐业。可见,公民教育的重要性源于人与政治共同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公民教育是现代政治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公民教育的成败不仅影响个人的发展,而且事关整个政治共同体的根基。

  连接个人与共同体的公民教育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自然倾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但是,在个人与政治共同体之间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这种分裂存在于两方面:一是新生的社会成员不可能天生就认同主导政治共同体的价值观念和共同规范,当周围的人们向其灌输主流的观念时,他们甚至会产生强烈的反感。二是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总有可能产生矛盾。当每一个新的生命诞生时,对他来说最真切的感受都是来自于其自身的。因此,儿童并非天生就是高尚的,他们毋宁说是“自私自利”的,做事情多从自己的感受和利益出发。出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公民教育就成为了必需,其作用就在于使新生者成为一名合格的政治共同体成员。从本质上来说,教育是为了教会新生者,如何将个人的想法和目的与公认的价值观念相融合,以及如何使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协调一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公民教育是连接个人与共同体的桥梁。

  既然公民教育充当的是连接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桥梁,那么公民教育的目的既可以说是为了个体成员的发展,也可以说是为了增进共同体的利益,因为,这两者终究是相互促进的。然而,公民教育的立足点,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现代社会,人们都不约而同地认为:所谓“教育”,应该是充满“爱”的“教育”。那什么是“爱”呢?在哲学上有一个简单的对“爱”的定义:以被爱对象的目的为目的的行为,是爱的行为。举例来说,如果我的孩子非常喜欢画画,那么我给他请绘画老师,给他买各种材料,带他去看各种展览,这些都是我对他的爱。但是,如果我的孩子并不喜欢画画,只是我非常希望他能成为一个卓越的画家,因而采取了上述行为,这并不是爱,而是强迫。由此而论,公民教育要成为充满爱的教育,就要立足于受教育的个人。

  所谓公民教育立足于受教育的个人,是说教育的内容和方式,应该从个人的角度去考虑,要以“人”为本。关于教育的内容:比如说,对交通规则的认知应包括在公民教育的内容之中,因为这一知识对于个人安全和公共秩序都是至关重要的。又比如,诚信、分享、乐于助人、勇于承担等品德的教育,也应成为公民教育的重要内容,因为这些品质是人们之间相互沟通,使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一致所必备的。再比如,关于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法律法规的基本知识,也是公民教育的重要内容,这些知识有助于年轻人更好地融入政治共同体之中,知道自己的权利所在,并担当起相应的责任和义务。还有,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及其精神也应囊括在公民教育之中,因为这些知识有助于新生的社会成员了解自己传承的历史,并体悟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在公民教育的方式上也应立足于受教育者。公民教育体现的是长辈对晚辈的爱,是为了帮助新生的世代能更好地实现他们自己的目的,而不是利用新的生命来延续父辈的意志。因此,在教育的方式上,应鼓励年轻人表达自己的想法,鼓励他们为实现自己的梦想而做出努力。

  “操持闲暇”应成为公民教育的重要内容

  亚里士多德在谈到公民教育时,对于“闲暇”颇费笔墨,甚至将“操持闲暇”称作“我们全部生活的目的”。亚里士多德论述道:“人生所以不惜繁忙,其目的正是在获致闲暇。那么,试问,在闲暇的时刻,我们将何所作为?总不宜以游嬉消遣我们的闲暇。如果这样,则‘游嬉’将成为人生的目的。这是不可能的。”亚氏提出的问题是尖锐的,既然人生忙忙碌碌就是为了有片刻的闲暇,那闲暇的时候我们又该做什么呢?

  所谓“闲暇”,就是完全属于“我”的时间。只有在“闲暇”之中,我才是彻底自由的。在这段时间中,我不用为了挣钱而工作,不用为了准备家人的饭菜而忙前忙后,不用为了应付朋友而推杯换盏……但“闲暇”也不是休息,休息是为了缓解疲劳而暂停工作,而“闲暇”则完全是为了其自身而存在的。简单地说,“闲暇”以其自身为目的,不充当其他任何活动的手段。而人也只有在闲暇之中才真正地与自己在一起,为自己而活。亚氏对“闲暇”的推崇,实际上是在关注“自我”的觉醒。只有在这样一段不受任何牵制的时光中,人们才能感受到自我的存在,才可能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开始思考自己生活的目的,并形成自己的意志。如果生活中没有了“闲暇”,人就会像动物一样,被一个接一个的欲望牵着鼻子走,最终成为外部世界的奴隶。

  出于对“闲暇”的推崇,亚里士多德主张,教会人们“操持闲暇”应是公民教育中的核心内容之一。由此,亚氏认为音乐应该是一门重点教授的科目,而音乐之所以必需绝不是因为它有用(读写、绘画、各种技艺都更有实用的价值),而是因为音乐是操持闲暇的理性活动。亚里士多德对音乐的定义并非很好把握,但我们对他的主张并不陌生。从西周开始,音乐就成为了中国古代君子必学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之一。可见,东西方的先贤都将“操持闲暇”作为教育的核心内容。

  那我们应如何教授“操持闲暇”之术呢?这恐怕是比“何谓闲暇”更难回答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有时候“教”还不如“不教”。举例来说,现在许多孩子都在“素质教育”的理念之下学习各种各样的技艺,忙得不亦乐乎。但如果你去问问这些“忙碌的”孩子们,“你喜欢什么,你最想干什么”,很多孩子可能会很茫然。而他们在空闲时间最爱做的事情就是打游戏、玩手机。这恰恰印证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难道我们生活的目的就是游嬉吗?”灵感、创意、伟大的梦想,这些推动世界进步的动力来自于深入的思考、来自于闲暇和自由,更来自于坚定的意志。因此,在教育中,尤其是在公民教育中我们应该多留一些“空间”给新生者,在价值观、人生意义、人生理想等领域多一些“留白”,让新生者有机会去思考,去建构“自我”,去形成自己的意志。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与此同时,我们的社会还应对于新生者各式各样的“自我”有更多的包容,只要是不会侵犯他人权利的道德理想或生活方式都应该被人们所接纳。充满爱、自由和尊重的公民教育有助于个人的成熟与发展,而兼容并蓄的社会氛围则有助于整个民族的成熟与壮大。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责任编辑:梁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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