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马克思主义史学在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的日本史学界占据主流学术话语地位，依托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递进的“阶段论”发展模式，旨在探寻人类历史发展的科学客观规律性。以丸山真男的政治学和大冢久雄为代表的经济史学，则以近代主义的视角为切入点，对日本历史进行总结和分析。

　　日本“战后历史学”中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以唯物史观和“发展阶段论”的宏观学说为基础，富有浓厚的政治和启蒙色彩，曾一度占据“主流派”地位，深受近代科学主义理念的熏陶和影响。随着日本政治、经济及社会形势的剧烈变动，日本学界开始对“战后历史学”进行反思和批判，与之针锋相对地划清界限的历史研究者和论著也陆续涌现，曾经作为“战后历史学”重要特征的科学主义理念也日渐式微。

　　“战后历史学”的发展脉络

　　战后日本史学界的两大流派——马克思主义史学和近代主义史学，构成了“战后历史学”的主导性研究力量。日本历史学家小谷汪之认为，“所谓‘战后历史学’，是根植于‘西洋中心主义’和‘科学主义’土壤之中的，‘科学历史学’和‘近代主义史学’相交织的矛盾混合物。这里所谓的‘科学历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接近，‘近代主义史学’则主要表现为‘市民主义’历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在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的日本史学界占据主流学术话语地位，依托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递进的“阶段论”发展模式，旨在探寻人类历史发展的科学客观规律性。以丸山真男的政治学和大冢久雄为代表的经济史学，则以近代主义的视角为切入点，对日本历史进行总结和分析。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还是近代主义史学，其共同特征是对战前的“皇国史观”进行反省和批判，着力探讨和分析日本发动战争的原因和过程。同时以战后日本的民主化运动为背景，将民主化及现代化作为历史学研究的主要课题。“战后历史学”的前提是将欧洲的近代化道路视为“历史的进步”，重点研究形成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基础，注重分析一般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

　　20世纪60年代初期，美国学者霍尔和埃德温·赖肖尔大力倡导“日本近代化论”，对日本的近代化历程给予了高度评价。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大众消费为特征的“市民社会”逐步形成，日渐具备了接受“日本近代化论”的土壤。作为构成“战后历史学”重要组成部分的近代主义史学的学者也加入“日本近代化论”的阵营，“战后历史学”的内在构造呈现瓦解之势。其后，“战后历史学”频遭批判，其观点被称为体现了“欧洲中心主义”、“现代主义”、“生产力主义”的立场，仅将“世界史当作持续进步来看待的单线发展说”等。随后是民众史、亚洲史及世界史的蓬勃兴起，这一学术潮流一直延续至今。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深化，在后结构主义及后现代主义的发展潮流中，加之语言学的转向，曾经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战后历史学”也于20世纪90年代初宣告终结。其后，运用跨学科、多元化、广视角等理论和方法的“现代历史学”和“新史学”日益成为史学研究的主流。

　　科学主义理念引导下的“战后历史学”研究

　　科学主义理念在战后日本学界具有重大影响力，大体依循两条路径延展开来，其一是围绕“技术论”的论争；其二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历史发展客观规律性上的探索及实践。

　　近代以来，日本国内崇尚西欧的自然科学技术，尤其是二战时日本遭遇原子弹轰炸后，这种唯“技术至上”的论调达至极点。战后初期日本学界展开的“技术论”论争即是其具体表征，诸多学者更注重从技术层面反思日本战败的根本原因，大多倾向认为正是由于技术上不敌欧美，才招致战败，因此若进行战后重建势必应该积极汲取欧美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日本“技术论”的倡导者武谷三男在反思战争的得失时批判道，“技术上的羸弱却试图用牺牲国民生命加以弥补的极端事例就是神风特攻队。丝毫不谋求技术上的改良，所有的施策都以驱使牺牲人命，正是非人道的具体体现，而绝非统治者所扬言的强大之处。在积极融合了生产力、技术、合理主义的盟军面前垂死挣扎，无疑是螳臂挡车之举”。武谷三男还将原子力的解放视为科学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评价其为一项划时代的伟大业绩。尽管武谷三男曾对20世纪50年代日本疾速推进的原子能实用化和产业化敲过警钟，但并未从根源上对利用原子能予以追问，这大概就是置身于战后日本思想界弥漫着“西洋中心主义”和“科学主义”风潮中难以突破的困境。

　　“技术至上论”的思想也投射到日本国家战略的制定上，战后日本提出的“技术立国”口号，主要就是建立在折服和迷恋欧美近代科学先进性的基础之上。日本学界通常认为，核能技术的利用体现了欧美近代科学技术的优势，尽管曾遭受过原子弹爆炸，2011年又经历了福岛核电站的泄露危机，但有人依然痴迷于“技术至上论”而无法自拔，主要就是源自近代以来对西方科学技术理念的无限尊崇，在这种思想潮流中，很难从根源上对核能利用予以彻底批判。

　　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科学主义作为日本“战后历史学”的重要特征，具体表现即是学者尝试运用“世界史的基本规律”分析框架，谋求历史学的科学性，旨在发现诸如和自然科学相类似的规律性。以“历史学研究会”为代表的“战后历史学”学术群体曾指出：“本历史学研究会旨在探究构成历史发展原动力的历史上各个时期基本矛盾的存在方式，由此探寻世界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本会主要成员着力于究明世界史的发展规律和各个民族在历史上所呈现的特殊形态。”小谷汪之认为，“战后历史学”的各种论争紧密围绕“世界史的基本规律”渐次展开，各派学说呈现“百家争鸣”的局面，诸如围绕日本古代史中的奴隶制论争、太阁检地论争等，并始终将“世界史的基本规律”作为不证自明的前提，进而采取力图探明各自“国家”蕴含具体形态的方法，其学术旨趣在于，以确保历史学的科学性为前提，从而达到贯彻“科学历史学”的立场。

　　历史学研究的新动向

　　“战后历史学”日益走向衰落，显然与日新月异的时代发展潮流紧密相关，在世界范围内掀起对“欧洲中心主义”的省思和批判后，历史学的研究视野也不断拓展，科学主义理念指导下的学术研究引发诸多争议，日本的历史学研究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

　　“战后历史学”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固执于“一国史”的思维定式，即便是基于“世界史的基本规律”的视角，在探寻日本和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的规律性时，也并未从世界史的宏观层面上予以审视。这种单打独斗式的研究取向，显然难以构建系统性的世界史。20世纪60年代初期，上原专禄和远山茂树尝试从世界史和东亚区域史的视角审视日本历史，自此，“东亚世界论”日益成为一大潮流。同时，在科学主义理念指导下谋求发现历史的规律性，不免带有忽视作为创造人类历史的主体——人类主观能动性的弊端，毕竟创造历史的并非仅仅是政治精英，下层民众在创造历史过程中更发挥着重要作用。政治史主要关注民众在“暴动”中导致事件激发的一系列举动，却较少涉及民众的思想及观念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有鉴于此，在对“战后历史学”进行批判的过程中，逐步实现了从探寻历史规律性向关注人类主体性的转变，一系列反映民众史及民众思想史的研究成果陆续涌现。20世纪60年代末，伴随着环境危机、能源危机和生态危机的出现，日本学界开始反思战后一直迷恋的“技术至上论”问题，探讨规避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危险性，核心在于如何和平地利用、控制科学技术而不是抑制它们的发展，在此过程中，科学主义理念在日本学界的影响也日渐式微。

　　20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学界围绕历史的主体问题、史料的解释问题以及实证性问题展开激烈争鸣，日渐呈现出构建“现代历史学”及“新历史学”的动向，在有关近代民众史研究方面进行了各种有益探索和尝试。尽管日本学界针对马克思主义的“阶段论”和“一国史观”总体上持批评态度，但不容否认的是，正是在对其进行学术批评和对峙的过程中，才随着形势的不断转换，逐步推进了民众史研究、社会史研究乃至对世界历史的宏阔把握，新观点和新方法因之涌现。从这种意义上而言，“战后历史学”发挥了萌生和孕育“现代历史学”和“新史学”的母体效能。

　　尽管当前日本的历史学研究涌现了加强社会史、民众史、女性史、观念史等研究的热潮，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日本战后20多年间独领风骚的盛况已再难重现，但历史研究中应该遵循的科学主义理念却不应该被随意摒弃，如何保持历史研究的丰富性和多元性，而又不丧失科学性和客观性，在两者之间保持某种微妙平衡，始终是日本学界今后应该着力深化和探讨的重要课题。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战后日本建构国家认同的思想资源研究”（15BSS01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链接

　　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日本史学中主张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和解释日本历史发展过程的学派。形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主要标志是1927年野吕荣太郎（1900—1934）的《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1928年服部之总（1901—1956）的《明治维新史》，以及羽仁五郎有关近代明治维新史和渡部义通有关日本原始社会史、古代社会史一系列著作的发表。30年代后，该学派通过其内部“讲座派”和“劳农派”关于日本资本主义问题的论战得到初步发展。以野吕荣太郎、服部之总为代表的“讲座派”提出的理论观点——明治维新不是资产阶级革命，维新后建立的土地制度是半封建的地主土地所有制，近代天皇制是专制君主制度，因更切合当时日本社会的实际，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定了基础。战后，以“讲座派”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立足于历史学研究会、民主主义科学者协会历史部会、日本史研究会等阵地，批判天皇制，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国民的历史意识，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各个研究领域的发展，成为日本史学界的主导力量。1946年石母田正发表的《中世世界的形成》，被认为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50年代后期，日本史学界围绕远山茂树的《昭和史》和井上清的《日本近代史》展开了争论。从根本上说，这反映了当代日本经济和社会生活高度现代化引起的意识形态的巨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