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唯物史观的现代性书写
2015年11月26日 08:2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1月26日第853期 作者:任平

  自第四届“马克思哲学论坛”(2004年)之后,第十五届“马克思哲学论坛”(2015年)的主题再次回到对现代性问题的探讨,虽然关注的主题相近,但讨论的历史语境已经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一方面,美国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持续加深,这不仅是全球经济危机,更是西方文化霸权的危机;另一方面,中国崛起改变的不仅是全球经济秩序,也是全球文化价值秩序。在重构全球文明对话秩序中,中国现代性话语正在经历“从世界走向中国”到“中国走向世界”的历史性转变。如果说,第四届“马克思哲学论坛”所追问的问题是,在中国现代化语境中寻找马克思的现代性话语传统,并沿着马克思话语的中国化路径来走,那么在今天复杂现代性的语境中,如何基于中国经验重写唯物史观和现代性,创制走向世界的中国思想、中国学术,已成为第十五届“马克思哲学论坛”的宗旨之所在。聚焦同一主题的两次论坛,反映了全球格局深刻调整前后两个具有重大差异的历史坐标。在新的历史语境中,我们的现代性话语创制必须站在中国立场上,书写当代中国的现代性话语。

  中国新现代性和中国道路的历史坐标

  尽管复杂现代性语境中包含后现代对现代性的反思批判和话语遮蔽、马克思对资本现代性的批判向度,但是中国发展的主线、人民的主要期盼依然是现代性,学界对中国道路也更多地从现代化角度来加以研究。现代化是现代性的获得过程,现代性是现代化的本质和目标。我们需要还原一个本来就存在的历史坐标,即自1840年以来中国就一直走在现代化道路上,今天的中国道路是中国现代化历史的继续。统一的历史有统一的坐标,有统一的衡量尺度。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历史学家对1840年以来中国170多年的历史进行了划分:1840年到1919年属于近代史,1919年到新中国成立属于现代史,1949年以后划入当代史。这不是没有道理。因为特定的历史阶段有特殊矛盾和特殊追求,但是如果把它僵化地当作各自追求近代化、现代化、当代化的目标,就极为不妥。这种历史时段的划分把统一历史切割为近代化、现代化、当代化,遮蔽了中国现代性道路的统一性本质,使得总问题被淹没,历史坐标也随之消失。其实,1840年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主线仍然是现代化问题,只不过各个历史阶段人们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内涵理解不同,实现的方式不同,实践的主体和领导阶级不同。每一个阶段都在中国历史特定阶段不断尝试着重写中国人关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目标想象、制度想象和路径想象。我们不能用所谓“特色”来否定整个中国现代化历史的根本主线。“特色”仅仅在于我们对中国的现代性问题用新视域重新思考,用新方式新道路重新实现。我们要坚守统一的历史坐标,因为有这样的坐标,才能真正做历史的比较和评判,审视我们的历史究竟前进了多少。我们需要创新,中国道路是中国新现代性的道路,是对中国现代性问题的新解答。它不同于西方的前现代、启蒙现代、经典现代、后现代和欧洲新现代,甚至也不是原版马克思现代性话语的空间平移或以之为尺度的中国化,而是站在中国立场上,根据中国本土实践经验创制的、将第一次和第二次现代性融为一体、以后者带动前者实现的新现代性。所谓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等,都是对这一新现代性某一方面特色内容的意义表达。

  中国新现代性、中国道路的社会根基

  中国新现代性出现的语境为何是复杂现代性的,为什么会出现大量的、多元的关于中国现代性的目标想象,根本原因之一就是中国日益成为差异性社会。首先,中国现代性的出现并不是按照西方的现代性节奏出场的,中国道路是对世界复杂现代性的综合书写,西方若干依次更迭的阶段在中国共时出场甚至倒错出场,从社会生产到日常生活、从物质到文化最先进的和最落后的共存,存在的光谱超长,文化时空差异,这种状况决定了中国新现代性出场与其他现代性社会根基不同,是一个有别于同质性社会、阶级对抗社会的差异性的社会。其次,中国各个阶级、阶层、利益集团利益分化,出现了差异性,从同质性社会转向差异性社会,也不同于阶级利益根本冲突和对抗的社会。差异性社会的特点是:人民在根本利益、长远利益上趋于一致,但是在局部利益、眼前利益上呈现多元和差异。各个群体必然要将自己的利益诉求表达出来,就表现为差异的政治诉求、经济诉求、社会诉求、文化诉求甚至生态诉求,综合反映在中国现代性的道路上,就必然产生差异。这种差异的期盼、不同的愿景正在明朗化,出现了若干社会思潮。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新左派、复古派、民粹主义、教条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等等,都在道路问题上有鲜明主张,彼此产生了很深的裂痕甚至冲突。这表明,在文化观念上、在未来中国道路期望上必然是多元的。我们不能忘记的是,在多元语境中谈论现代性,尤其是遇到多元化与对现代性的多元表达,这些对中国道路的表达,具有冲突性、冲撞性,有时甚至是毁灭性的思维撞击,它都有可能使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固有观念产生摇摆。如何融合多元成就一元,是马克思主义引领学术创新的当代使命。

  警惕陷入“半现代”的历史陷阱

  其实,在中国新现代性、中国道路问题上,“半现代陷阱”问题更为至关重要。自1840年至今,清王朝和中华民国在大陆的相继灭亡退场,都不是在纯粹封建形态上,也不是在完全现代化形态上,而是走在半现代化过程中灭亡的。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半现代”就是一个值得我们特别警醒的历史陷阱。比起纯粹的前现代来说,片面的、局部的和阶段的现代性,似乎多了一些东西,容易使人陷入超然的陶醉和暂时的满足,甚至对于某些既得利益阶层产生依赖和迷恋。但是,“半现代”依然无法从根本上完成历史性重大任务。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必须彻底摆脱“半现代化”过程,是中国走向现代化宏阔历史进程的逻辑必然。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导引着中国现代化必然形成清晰的目标指向和明确设计,而不是进行所谓“走一步看一步”式的道路探索,以满足于一时的发展,同时更导引着渐进式改革必然要打破利益结构、体制机制完全固化的藩篱,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积极的制度化运行的有效动力。客观上,现代性的秩序是稳定的,现代化导致不稳定,半现代状态就是特不稳定时期,正所谓“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矛盾加速积累,问题急剧增多,因而不稳定。所以,重写中国新现代性,解决问题主要靠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加速实现中国新现代化。

  中国的新现代性用中国方式解答了世界现代化在中国的问题,也创制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的多元现代性道路。因此,中国特色的新现代性绝不是与世界现代性隔绝的另类,也不是照抄照搬式的空间平移,而是一种重新书写和重新解答。中国的新现代性道路不仅是对世界现代性路径的丰富和拓展,也是对马克思唯物史观在中国语境中重新创制的重要基础。我们要用中国当代的唯物史观来观视中国新现代性,更需要用中国新现代性实践来开拓中国的唯物史观。从中国独特的现代性历史和问题出发,以中国的历史坐标为尺度来加以校准,坚定地站在中国立场上,从自己的历史语境中重新出场,原创地书写中国自己的新现代性,以此重新创造自己的理论话语,这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人的历史使命。

  (作者系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基地“中共中央编译局江苏师范大学发展理论研究中心”主任、苏州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梁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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