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化哲学的三种路径与中国哲学史的重写
2021年03月16日 09:3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3月16日第2126期 作者:王博

  当代中国学界多关注考古学新材料对于中国哲学史重写的重要性,大多忽视了中国“诗化哲学”的文献与史料对于中国哲学史重写或改写的重要意义。实际上,现当代诸多学人对诗化哲学有着非常系统而深入的思考。新儒家“诗哲”方东美以学术史、文化史为视角,系统而深入地探讨了中国传统哲学哲思与诗境融合交彻的诗性特质,建立了一套现代中国诗化哲学体系。萧萐父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立场,从思想史的角度扼要而深刻地勾勒出了传统中国哲学诗化的具体路径与诗化哲学的具体形态。张世英则通过接引西方现当代思想家海德格尔、德里达等人的哲学美学理论,在哲学理论的层面上探讨了语言的诗性特质,辨别了诗的语言与非诗语言,以诗意的自由人格理想为目标,建构了一套融合中西古今的新诗化哲学体系。本文拟扼要梳理三位哲人的诗化哲学思想轮廓,希望将来在中国哲学史的重新书写中,能够将诗化哲学作为一个专题领域加以关注,以改变20世纪以来典型的哲学史叙事方式。

  “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

  方东美以一个诗人的视野,从文化与文明发展的角度打量着中国传统哲学乃至整个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他试图“将关于人与宇宙全体之哲学体验及慧观,举以与激发创造生命之诗艺灵感相结合”,以此阐明中国哲学中哲思与诗性“乃熔融浃化,一体俱融”,二者“凝合中国哲学成为一大完整之体系,透过悠久之历史演进而呈现律动式之发展”。他也明确指出,这样的特质“斯不独固中国心灵为然”,在古典时期的希腊人身上也有深刻的体现。

  方东美深刻地指出,西方哲学中上下悬隔的“超绝形上学”传统、笛卡尔以来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导致完整的世界与人生的断裂,造成形上形下世界间的鸿沟。但“既超越又内在”的形上学与富于诗性智慧的特质,使得传统中国哲学充分避免了这种撕裂的产生。中国哲学的形上学宇宙“贯穿了极其丰富的价值,以此思想为背景所形成的生命活动更是一种价值构造,在其中处处可以把握美、善、真”,“中国人之灵性,不寄于科学理趣,而寓诸艺术神思”。得益于此,中国的思想不会沦为抽象的体系,更不会变得枯燥贫乏。这正是中国传统形上学的本质特征,也是中国哲学的哲思诗魂得以绵延流长的内在根据。

  “大诗人的智慧可变为大哲学家的智慧。”在方东美眼中,哲学智慧不是单独成就的,思想体系的成立也是艺术发展的结晶,哲学的高度发展要与艺术上的精神高度配合,与审美的态度、求真的态度贯穿成为一体。一种完整的文化形态得以成就,除需要有高度的形上学智慧、高度的道德之外,也要在其中贯穿渗透高度的艺术能力。他进一步申明了中国传统艺术与中国哲学精神间的融会贯通:“传统中国哲人总以文学为媒介来表现哲学,以优美的诗歌、造型艺术以及绘画,将真理世界用艺术手腕点化。”中国艺术与哲学之间高度关联、相互辉映的民族思想特色于此可见一斑。

  “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方东美尤爱以《庄子》中的这句话总结和表达其诗化哲学精神。他指出,所谓“天地之大美”正是普遍生命的流行变化与创造不息。这种充盈着流淌的生香活意与无穷创造精神的生命,唯有依靠璨溢的艺术精神才能描绘和阐发,只能在诗意的境界中展现其灵妙。在道家与儒家的思想系统中,这种精神得到淋漓尽致的彰显。李白诗云“揽彼造化力,持为我神通”,正是艺术家体证宇宙生命永恒的生命精神,并通过艺术的手段将其运化为哲学思想的生动写照。

  有感于世界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发展现状,方东美慨叹道,现代社会中的哲学、艺术与宗教精神在世界范围内的衰退“甚至到达了一种不可理解的程度”。有鉴于此,他决心为未来的中国构建一套兼融宗教的虔诚、哲学的理性、艺术的情愫的现代哲学体系。在方东美充分调动其思想资源建立的这一哲学体系中,除明显的柏格森生命哲学的痕迹外,也透露出了《易传》传统、宋明儒学的底色与德国浪漫主义的气质。无论如何,方东美以文明史为视角审视了中国哲学中哲思与诗语融合的思想特质,并在此基础上打造出了一套完整的诗化哲学思想体系,堪称现当代中国诗化哲学的开创者。

  “书生自有逍遥处,苦乐忧愁尽化诗”

  马克思主义者、哲学史家萧萐父对诗化哲学的思考贯穿其生命始终。在萧萐父1948年所撰的《原美》一文中,他秉持一个年轻诗人与哲人的胸怀,从哲学的视角反思了“美”之于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并表达了他致力于塑造真善美合一、富有创化精神的“人格美”的人生志向。在《序方任安〈诗评中国著名哲学家〉》中,萧萐父采英撷萃,以思想史为进路严肃地探讨了中国哲学诗化的具体路径及诗化哲学的形态。

  萧萐父盛赞了由中国哲人与诗人共同缔造而成的诗化哲学传统。他认为,中国传统诗化哲学具有“在情与理的冲突中求和谐,在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互斥中求互补,在诗与哲学的差异中求统一”的特质。这一追求审美与契真合而为一的优秀传统,使中国哲学“走上一条独特的追求最高价值理想的形而上学思维的道路”,既避免了将其引向宗教迷狂,也使其免于沦为狭隘的科学实证。一言以蔽之,“中国哲学的致思取向,从总体上乃是诗化的哲学”。

  萧萐父勾勒出了中国哲学诗化的具体路径。首先是哲学作品中蕴藏着的诗的内容,即将诗的韵语与诗性表达的写作方式运用到思想作品的创作中。如《周易》《尚书》《逸周书》等古典哲学、史学文献中就存有大量富有哲理的古歌谣;道家文献如《老子》即是“全可韵读的哲学诗篇”;《庄》《列》《文》等亦多将深邃的哲学智慧熔铸在诗的文辞和洋溢着诗意的卮言、寓言中。儒门内部,如孔子的“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孟子的“观水有术,必观其澜”,阳明的“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另有《荀子》的《成相》《赋》篇等,亦皆属此类。其次是诗歌作品本身所蕴藏的丰富的哲学思想。例如,《诗经》、屈原《天问》、贾谊《鵩鸟赋》;再如,蜚声古今诗坛、各有名篇的“陶、谢、嵇、阮”,“李、杜、王、孟”;又如“晦翁的‘源头活水’、阳明的‘海涛天风’,梨洲的‘此意无穷,海怒鹏骞’,船山的‘光芒烛天,芳菲匝地’”等等,不胜枚举。这些作品在历史的长河中如春兰秋菊般葳蕤不绝,其中所镌刻的哲思慧观时至今日仍散发着耀眼光辉。

  根据作者文化背景与创作旨趣的不同,萧萐父又将诗化哲学区分为两个基本类型。一类是哲理与诗心互相凑泊的哲理诗,如伊川表达他对《周易》复卦的领悟的“数点梅花天地心”即是显例。这类作品在中国诗坛占据相当大的比重,但其中也有不少缺乏“理趣”,“徒为理语”“难入诗格”的作品。另一类则是作者在评史、论学过程中所形成的诗化的哲学评论。这些作品往往通过“画像”的方式,以寥寥数语写就历代哲人的精神风貌与思想精华。萧萐父认为,这类诗哲学“更能深入到哲学思辨领域,以简驭繁,由一显多”。此类诗哲学的代表作品有陶渊明的《咏贫士》《读史述九章》等。另有正史中以《史赞》形式勾勒思想家之灵魂的作品,类多浅近。朱晦翁的《六先生画像赞》、今人苏渊雷所著《风流人物无双谱》等,即属此类。

  萧萐父本人正是诗化哲学精神的自觉追求者与践行者。他以诗性的思考代替了宗教的慰藉,力倡logic(理性)与lyric(情感)的统一,如一地追求融契真善美的“充实而又光辉”的理想人格。“书生自有逍遥处,苦乐忧愁尽化诗”,先生自作的这句诗语既是他波澜起伏的人生写照,也是其诗化哲学思想最为生动的灵魂所在。

  “道言与人言,大言与小言”

  讨论诗化哲学,必定不能绕过对语言本身的深入研究。张世英援引西方现当代哲学与美学思想,从哲学理论的角度发掘了语言的诗性特质,并详细阐明了诗的语言与非诗语言之间的区别。

  张世英认为,西方传统哲学到现当代哲学的发展中经历了一次重要的语言学转向。“哲学所讨论的重要问题从主客关系转向了语言与世界的关系,由主客关系的观点转向了人与万物融合的观点。”人与世界之所以能够在现实生活世界中融合为一体,正是因为语言对世界的开启与建构,成为世界的意义之寓所。这一层面上的语言,揭示了在场与不在场、显现与隐蔽的结合,是为“道言”“大言”,即诗的语言。而紧盯和拘泥于“直观在场”的语言,是为“人言”“小言”,即非诗的语言。

  通过援引狄尔泰与伽达默尔的观点,张世英深入讨论了语言的诗性特质。所谓语言的诗性特质,就是指“语言都有从说出的东西中暗示未说出的东西的特点”。这种诗性特质的意义在于使个人既能够保持其独特性,又能使个人与他人取得共识与相互认同。遗憾的是,日常语言却并未将这一诗性特质发挥出来,从而异化堕落成为非诗的语言。唯有诗的语言才能引领人不断超越在场,走进“澄明”与“本真状态”的自由境界,实现海德格尔一再称颂的“诗意地栖居”。在张世英的理论中,诗的语言并不局限于诗歌,而是囊括文学、绘画、雕塑等在内的广泛的审美艺术形式。

  张世英进而从三个方面阐述诗的语言与非诗语言之间的区别。首先,二者对于感性对象与概念的依赖程度不同,这是二者之间的本质区别。诗的语言可以独立于感性对象与概念,也并不需要符合普遍性概念的东西之在场。非诗的语言与概念式的语言则强调感性直观对象之在场,要求符合逻辑概念之理。值得指出的是,诗的语言虽然一方面并不要求单纯在场的东西,但它并不是完全脱离世界的、凭空乱想乱说的语言。其次,二者的存在论根据不同。概念式语言以主客关系为前提,将在场与不在场、显现与隐蔽割裂;诗的语言则不然,其以人与世界的融合为存在论根源,追求在场与不在场、显现与隐蔽之间的融合。再次,诗的语言具有独特性、一次性的特征,能够创造性地直接把握到真意与境界;逻辑的、推理的概念性语言与非诗语言只能把握到一些普遍、抽象的内容,而面对真意、境界之类的“不可说”的内容时便显得无能为力。

  通过对诗的语言与非诗语言的辨别,张先生对哲学的诗化与诗化的哲学的诉求便呼之欲出了。他强调人生境界的提升,也认为宗教精神具有必要性,但他并不主张以宗教的方式解决人生问题,而是提倡以艺术审美的神圣之光照亮人的生活。他所要探讨的是,哲学如何能够与审美、艺术相互融通,走向现实化与诗化。张世英指出,我们应在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哲学之美的基础上,使当代中国哲学回归现实,摆脱“寻找最普遍规律之学的界定”,跳出“停留在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走向普罗大众,转变成为艺术的哲学、诗化的哲学,成为“提高人生境界之学”。他以此真诚地表达了对中国哲学走向诗化,并在科学日益繁荣昌盛的今天以新的姿态走向世界的美好愿景。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责任编辑:张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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