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西方激进女权主义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女权思想的特别之处在于，她提出了一种分析性别问题的新方法，即“性的辩证法”（The dialectic of sex）。以此方法，费尔斯通分析了西方女权主义思想和运动的历史，指出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在于“性本身”，为了根除这种不平等，彻底解放女性，她建构了“控制论共产主义”（a cybernetic communism）这一社会模型。

　　“性的辩证法”来源于辩证唯物主义

　　费尔斯通高度评价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她认为，马克思、恩格斯超越了他们的社会主义先驱，发展了一种辩证唯物的分析方法，是几个世纪以来第一个以辩证的眼光看待历史的人。在《性的辩证法》正文之前，费尔斯通专门引用了恩格斯的一段话，“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认识到这一点对费尔斯通来说极为关键，因为辩证的世界观是她建构自己理论体系、阐发自己女权思想的根本立场。正是这样一种辩证的世界观，使得费尔斯通把两性之间的关系以及女权主义革命的历程都看作不断变化发展和运动的过程，并在其中探寻性别不平等的根源以及如何去消除这种不平等。

　　在费尔斯通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把历史力量的动态相互作用的观点与唯物主义的观点结合起来，也就是说，他们第一次试图把历史和文化的变化放在一个真实的基础上，追溯经济阶级的发展的原因。通过彻底了解历史的机制，他们希望向人们展示如何掌握历史”。她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之前的社会主义思想家只能从道德的角度指出阶级不平等的不合理性，正如早期女权主义者认为性别不平等是不合理的，但由于他们找不到分析问题的切实方法，无法掌握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无法解释这种不公平是如何产生、发展，又应该如何消除，所以具有空想性。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则运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追溯到阶级冲突的经济根源，并在已有的客观经济前提下，设计出一个经济解决方案：让无产阶级夺取生产资料，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共产主义，消灭剥削和压迫，实现整个社会的共同利益。

　　虽然费尔斯通并不否认历史唯物主义在性别劳动分工、家庭中夫妻社会地位的不平等、“人类的再生产”等女性方面的思想，但是她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家庭、婚姻制度的最终落脚点在于经济制度，没有把妇女问题进行更为深刻和专门的分析，其提供的唯物主义根基不能很好地解释性别问题。马克思、恩格斯主张所有过去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阶级斗争又取决于一定经济条件下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他们把社会的经济结构作为最后的真正解释基础，从这个基础出发，来诠释整个社会政治、法律以及宗教、哲学等。但费尔斯通认为“用严格的经济基础来解释对妇女的压迫是错误的”；阶级分析“虽然在线性意义上是正确的，但是它不够深入”，“在历史辩证法中有一个完整的性的基础”。

　　“性的辩证法”的本质

　　那么，该如何解释性别问题呢？费尔斯通认为要扩大历史唯物主义的范围，发展“性的辩证法”。何为“性的辩证法”？费尔斯通指出“性的辩证法”是“以性本身为基础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它主张性别阶级直接来源于一个生物学现实，即男人和女人被创造出来是不同的，不平等的。早期女权主义者因为没有找到性别阶级产生的根源，所以他们能做的只是去描述性别不平等，却无法真正了解这种不平等的历史发展脉络和根源。费尔斯通大胆断言，性别二元论的根源在于生物性—生殖本身，生物家庭是一个“内在的不平等的权力分配”，这是性别阶级产生的根源。由此，费尔斯通总结了生物家庭四个最基本的事实属性：（1）在节育出现之前的历史中，妇女在生理上一直受到月经、更年期、女性疾病、分娩、哺乳和照料婴儿等因素困扰，这些都使她们依赖于男性来维持生存。（2）人类婴儿比动物成长的时间更长，长期需要依赖成年人生存。（3）每一个社会中都存在着一种基本的母子相互依存关系，这种关系塑造了每一个成年女性和每一个婴儿的心理。（4）两性之间的自然生殖差异直接导致了阶级起源的第一次劳动分工。

　　费尔斯通发现，在过去的整个历史时间内，即使在崇拜女性生育能力、父亲的角色不明或不重要的母系氏族时代，女性仍然对男性有一定的依赖性，在一夫一妻制的核心家庭中，这种境况依然存在。这种依赖性最终形成了生物家庭内部的权力不平衡以及性别等级的产生。费尔斯通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对性别阶级的分析中：“唯物史观是在性的辩证法中寻求一切历史事件的根本原因和巨大动力的历史观。它将社会划分为两个不同的生物类别和阶层来进行生育繁殖，并相互斗争；这些斗争产生了婚姻、生育和照顾子女方式的变化；不同的阶级处于相互联系的发展中；在基于性别的第一次劳动分工中，发展出[经济—文化]阶级体系。”据此，费尔斯通的“性的辩证法”本质上应该叫“性的辩证历史唯物主义”。在这一分析法中，费尔斯通仍然认同马克思主义关于“所有过去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观点，但阶级斗争的根源不再是经济基础，而是“以繁殖为目的的生物家庭组织模式的产物”。社会真正的基础是“性生殖组织”，它能够对一定历史时期内的社会经济、政治、司法以及宗教、哲学等作出最终的解释。

　　“性的辩证法”的革命要求

　　根据这种性的辩证法分析，既然性别阶级的基础在于性本身，那么如何消除性别特权，实现女性解放？费尔斯通认为需要一场比社会主义革命更大的女权主义革命，即性的革命。这“不仅要完全恢复妇女对自己身体的所有权，而且还要（暂时）夺取对人类生育的控制”。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费尔斯通建构了一种“控制论共产主义”的社会模型，并指出了它应具备的四项基本要求：其一，“将妇女从一切可能的生育暴政中解放出来，并将抚养子女的工作推向整个社会”，即用人工繁殖技术代替女性传统的自然怀孕和分娩过程，建立社会抚育机构来照顾孩子，将女性从生育的痛苦与抚养子女的重任中解脱出来。其二，“经济独立和全民自决”，即消除妇女和儿童对男性劳动的依赖以及一切劳动剥削，生产资料所有权归全体人民，工作与工资相分离，实现财富的按需分配，每个人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其三，让“妇女和儿童完全融入大社会”，即消除父母和儿童之间的法定归属和抚养关系，打破传统家庭的壁垒，塑造一种相互选择的平等和亲密关系。其四，“性的自由和爱情的自由”。费尔斯通倡导一种开放型的人际关系，家庭成员不限于一夫一妻和他们自己的孩子，可能是几个人形成的一个自由组合群体。她试图借此来瓦解和打破以生物繁衍和性别划分为基础的传统从属关系和由此产生的权力关系，进而达到真正的人人平等和自由。

　　费尔斯通的设想似乎很美好，可是也让我们产生诸多质疑：妇女生育作为“暴政”的预设是否具有科学依据；生育技术是否能得到合理合法的利用，而不是“滥用”？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无法得到肯定的答复。费尔斯通的设想很大胆，让妇女和儿童完全融入社会，实现个体的真正独立，可是她却忽略了儿童过早融入社会可能会产生的人身健康与安全问题。费尔斯通任由她的思维尽情发散，可是她不曾预料到这种开放型社会关系的极端危险性和不稳定性，其构想虽然寄托着人类自由平等的美好愿望，但过分拔高了技术的作用，忽略了它可能带来的各种新的、严重的社会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费尔斯通夸大了性生理基础在性别阶级中的影响，实际上早已偏离她为自己的女权思想预设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根基，所以它终究只能是一种理想型和“乌托邦”，无法彻底消除性别阶级壁垒，真正通达女性的自由与幸福。

　　（本文系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女性主义视角下的沂蒙红嫂精神研究”、山东省人文社科项目“沂蒙红嫂精神的特质及其当代价值”、山东社科院博士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与西方女权主义思想比较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山东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