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儒家思想浸润和涵养的君子文化在本质上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追求和价值取向，同时也揭示了中华传统道德的具体运用与规范。发挥君子文化作用的一个重要路径就是使其走向大众，而在大众与君子文化结合的过程中，公共阐释就是可供选择的理论之一。

　　君子文化及其大众走向

　　“君子”一词由来已久，据统计，它在《周易》中出现21次，《论语》中出现107次，《孟子》中出现82次，《荀子》中出现304次，虽其名称一直沿用至今，但其内涵和文化构成却随历史演变而不断发生变化。

　　西周时期，“君子”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是“君”与“子”的合称，特指当时社会中的贵族和执政者。至春秋末期，君子的含义发生本质转变，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将君子从原始的身份指向改造为道德指向，视之为一种理想人格模式，且其所指代的范围也扩展至卿大夫中具有高尚道德的这一类群体。唐宋以后，在佛教思想的刺激下，君子从中汲取了慈悲、悯人等人文思想，其内涵的丰富性得以进一步扩展。近代以来，谋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成为时代最强音，无数仁人志士为此不懈奋斗，他们彰显了传统的君子之道和君子之风，从民族大义的角度升华了君子文化，爱国为民、坚贞不屈、矢志不渝等品质成为君子文化的新注脚。

　　由君子文化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无论是君子的内涵演变，还是其社会文化意义，无不凸显着君子文化走向大众的趋势。

　　君子文化公共阐释的实践基础与基本原则

　　近些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与挖掘，君子文化也受到关注，逐渐走向市井，进一步推动君子文化走向大众的实践基础更加坚实。

　　首先，有关君子文化的通俗读物，如《中国古代的君子文化》《君子文化读本》《中华君子文化读本》《君子格言选释》等著述的出版，把深奥、不易理解的君子文化，转变为通俗易懂的文本，实现了雅俗共赏。其次，关于君子文化的理论文章和学术论坛不断展开。例如，钱念孙曾在《光明日报》发文，对君子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此文一经发表即在社会引起广泛反响；2015年至2018年，湖南省君子文化研究会连续召开四届君子文化研讨会。最后，设立了君子文化研究机构。例如，较早关注君子文化的安徽省社科院成立了君子文化研究中心，其后浙江大学和江苏省社科院也先后成立了君子文化研究中心。近来，湖南、河南也成立了君子文化研究会，由此形成了一批研究重镇。

　　尽管君子文化公共阐释已有了一定的实践基础，但在其走向深入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存在些许隐忧。就君子文化系统研究而言，君子文化是修身哲学、知行体系、理想人格体系、道德体系的统一体，对它的研究既包括经典文献的分析、君子文化的学理分析、精神层面的解读，也应涵盖实践层面的指导，而后者更具急迫性。但实际情况是，学术研究与实践需求存在一定差距。依笔者之见，一种以实践为指向的君子文化公共阐释可以概括为：阐释者以君子文化形成过程中普遍的历史前提为立足点，以大文化观的范围为阐释对象，以公共理性为边界约束，且是可公度的、辩证的有效阐释。从中可看出君子文化公共阐释的基本原则。

　　一是理性原则。无论任何阐释都要以理性为根据和约束，这是阐释最基本的要求，也是其科学性的保证，同时也是君子文化公共阐释过程中的基石和指南。二是澄明性原则。君子文化公共阐释的目的就是要实现“澄明”，对公众难以理解和接受的文本加以转化，以本土化的资源重新阐释文本，建构一个可以共享的精神场域，满足不同层次人们的需求。三是超越性原则。这主要是针对君子文化公共阐释和个体阐释而言的，只有不断寻求超越与扬弃的个体阐释，才能变为公共阐释。四是建构性原则。君子文化公共阐释的形成不仅是个体阐释的升华过程，还是对个体阐释的逐渐修正，其要义就是要在阐释中找到最大公约数，并提升公共理性，在公众中升华个人阐释，构建公共理性。五是反思性原则。君子文化公共阐释是与文本之间的对话与交流，这一过程是不断反思正己和汲取个体阐释中的合理成分以形成新的公共阐释的过程。君子文化公共阐释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需要在交流与理解中反省过往。六是辩证性原则。人类历史本身就处于辩证发展之中，由对世界进行阐释而升华的公共阐释自然也是辩证的阐释，从辩证法出发可以看出君子文化也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在君子文化公共阐释中要以辩证观点为指导，这是保证其沿着正确轨道前进的机制之一。

　　君子文化公共阐释的深入推进

　　君子文化不仅是一种理论，更大程度上是一种“行动哲学”，推进君子文化公共阐释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

　　首先，从时空维度来讲。一方面，君子文化是历史演进的产物，从西周初年开始，君子文化逐渐积淀并成形，此后历经数千年时间而不断，最终形成了完整的文化体系，为全民族树立了道德典范。公共阐释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对其历史文化进行阐释，分析与概括不同阶段的特征与内涵，探寻出一条更具普遍意义的公共阐释之道。另一方面，虽然君子文化是一个整体，但其地域性同样不容小觑，这就要公共阐释理论转向更大范围，适用对象也要升级为更大的主体单元。换句话说，既做到对文化范围内阐释对象的资源整合，又注意阐释理论在空间适应主体上的不断拓宽。

　　其次，从理用关系来讲。君子文化公共阐释是公共阐释理论的一种实践应用，既要把握公共阐释理论，也要注重君子文化理论体系的建构。就前者而言，公共阐释是一种新理论，对它的研究尚不成熟，还需要学界从各方面对其进行综合研究；就后者而言，君子文化作为一种古老厚重而又生机勃勃的文化形态，它的理论体系需要不断完善及更新，在此二者之上的君子文化公共阐释理论建设任重而道远。君子文化公共阐释的生成基础、历史逻辑、面对的挑战、理论适应性以及实现机制等都是需要重新构建的，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着力解决好个体与公共、理性与感性、批判与建构的关系，重点是处理好其中存在的二元对立倾向。

　　最后，从推进君子文化公共阐释主体角度来讲，君子文化公共阐释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需要多方参与，主要包括个体、学界、国家三者。君子文化内容丰富，每个人依据自身的价值观，对其有自己的看法，都有权利进行阐释。个体阐释是公共阐释的来源和基础，对君子文化的个体阐释，完成了阐释的第一步，是值得肯定的。学界公共阐释过程中的重要参与者，承担着君子文化公共阐释学理建设与运用指导的重要职责，在个体阐释与公共阐释之间的转化、公共阐释的传播、公共阐释的运用、公共阐释的评价、公共阐释的完善等方面都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国家是更高意义上的主体，其主要职责是为阐释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开展正确的文化引领，制定科学合理的路线和政策，为公共阐释的实现提供国家层面的保障。

　　对待传统文化，冯友兰提出了“照着讲”和“接着讲”两种方法，“照着讲”就是追本溯源，领悟文化真谛，照着文化本来面目，继续传承；“接着讲”就是在揭示文化本真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社会需求，实现二者的有机融合，以体现经世致用的文化传统。君子文化与公共阐释的结合就是“照着讲”与“接着讲”的有机融合。现阶段的君子文化公共阐释虽然只是一个开端和尝试，仅具有一定的症候学意义，但这既为君子文化的创造性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为公共阐释理论提供了实践检验与反思的空间。

　　（作者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