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与仁虽同是两说关键，但两说中礼、仁之间的途径不同，孔子五行说中由礼到仁经过“义”“学”两个阶段，思孟五行说中由仁到礼只经过“义”一个环节。

　　孔子的五行说是指《礼运》篇中提到的“礼义学仁乐”，这是孔子据“木火土金水”天道五行创立的五行新说。因孔子“礼义学仁乐”五行关注的是治国，故可称之为治道五行。子思、孟子受到孔子五行思想的影响，又形成了更新的五行说，即马王堆帛书《五行》和郭店竹简《五行》中所记载的“仁义礼智圣”五行。因思孟五行探讨的是德行，故可称之为德行五行。从孔子治道五行说与思孟德行五行说的对比中，可看出儒家思想的发展演变脉络。

　　继承和提升

　　仁、义、礼三元素是二说相同的地方，另外二元素，“学”与“智”相通，博学则智得，《荀子·劝学》有“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乐”与“成”相连，《论语·泰伯》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而对儒家来说，“成”的终极目标就是圣，所以“乐”亦与“圣”相关。孔子五行说中的“学”“乐”，只点明了由“礼”达“仁”必须通过“学”这一途径，以及成仁后须在“乐”中得以呈现，并未具体考虑到学的结果须达到“智”，成的结果须达到“圣”。

　　思孟五行说把“学”“乐”二字换成“智”“圣”二字，并把“学”的位置调后，放在“圣”之前，成“仁—义—礼—智—圣”，强调由内到外的心性修养过程以及由“智”到“圣”的修养结果。圣是儒家修养的最高境界，圣人是儒家的理想人格。《论语·雍也》载：“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在孔子心中，圣的境界是高于仁的，圣人必然为仁，仁者不一定成圣。

　　从孔子的礼义学仁乐五行到子思、孟子的仁义礼智圣五行，可以明显看出后者是对前者的调整和完善，目的更加明确，理路更加清晰，显示出思想发展的逐步深化。

　　理路与修养方法不同

　　孔子五行“礼义学仁乐”的出发点是礼，理路是由礼到仁，途径是义、学，最后在乐中成就道德上的和顺；而思孟五行“仁义礼智圣”的出发点是仁，理路是由仁到礼，途径是义，达到的目标是智、圣。孔子五行说是为圣王提出的治理人情的方法，是从外入内，先借助外部的“礼”制，然后使人树立“义”的标准，经过“学”的教化激励，才能使“仁”汇聚人心，最后用“乐”使人安心接受；而思孟五行说讲的是君子由内至外的道德修炼途径，所以过程始于“仁”宅，经过“义”路，然后成为有“礼”之君子，最后达到“智”且“圣”的理想境界。

　　虽然礼与仁同是两说关键，但两说中礼、仁之间的途径不同，孔子五行说中由礼到仁经过“义”“学”两个阶段，思孟五行说中由仁到礼只经过“义”一个环节。孔子在《礼运》中以治田喻治人：“圣王之田也，修礼以耕之，陈义以种之，讲学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乐以安之”，以“耕—种—耨—聚—安”的治田过程，比喻“礼—义—学—仁—乐”的治人之情的理路。礼与仁之间有义、学两个环节，但是《礼运》只重点论述了仁、义、礼三者之间的关系，并未提及“学”这一因素，“故礼也者，义之实也，协诸义而协。则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也。义者，艺之分，仁之节也。协于艺，讲于仁，得之者强。仁者，义之本也，顺之体也，得之者尊”。礼是义结出的果实，先王没有礼仪，可以根据义来创制，义是礼之本，而仁又是义之本。也就是说，人内心的仁爱之情决定建立什么样的标准，有了义这个标准，圣人才能创制礼仪。三者的关系从里到外是仁—义—礼，其中仁是根本，义是标准，礼是规范、制度。此处对仁、义、礼三者关系的重点论析，便成为思孟五行说前三个要素仁、义、礼的排序。这样，《礼运》同篇中，礼与仁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两种表述方式：一种是礼—义—学—仁；另一种是仁—义—礼。这两种表述实际上代表的是两种理路和修炼方法。那么，思孟五行说为什么选择了“仁—义—礼”这种方式呢？

　　子思、孟子五行说尽管借用了孔子五行说的形式，但并未沿袭他通过向外学习的途径来达到成圣的目的这种修养方法。子思主张慎独，孟子主张尽心—知性—达天，他们上承的是曾子的“三省吾身”的内省方式，属内圣派；而孔子主张用外在的礼乐教化改变人心，使“君子爱人，小人易使”，属外王派，其继承者是荀子，后者主张向天地君亲师学习。从中可以看出思孟学派与子游思想的分歧。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郭店简本《五行》和马王堆帛书本《五行》的排序也不同，帛书《五行》的排序是：仁—知—义—礼—圣；简本《五行》的排序是：仁—义—礼—智—圣。帛书前四元素仁—知—义—礼只是把孔子五行说中礼—义—学—仁的顺序颠倒了一下，又改“学”为“知”，理路改“由礼到仁”为“由仁到礼”，保留了学、义两个环节。“仁义礼智”的顺序大概在孟子提出四端之后才固定下来。继孟子之后，贾谊提出六行，“人有仁、义、礼、智、圣之行，行和则乐，与乐则六，此之谓六行”。他将孔子五行之“乐”与思孟五行之“圣”并存，加上“仁义礼智”四端，为六行。董仲舒提出“仁、谊、礼、知、信”五常，去“乐、圣”，加“信”。五行最终定型后，被逐渐确定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

　　与天道五行关系有异

　　“五行”的说法最早源自五行历，其分一年为木火土金水五季，依次运行，循环不已，五元素之间表达的是天道运转之义，有相生关系。天道五行说的特征有三：一是构成学说的元素是五个，二是五元素之间是相生关系，三是五元素首尾相接，循环不已。荀子批评思孟“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之“统”。所谓“统”，就是统属、统绪，这是判断一种学说是否五行说的依据。后续的五行说能否成立，要看其与天道五行说这一源头是否相类，只有与原始五行相“类”，才能称得上是五行说，“类”即不同事物间的相同或相通之处。孔子五行说统属于五行说之下，也继承了天道五行这一统绪，因为孔子五行说用具有季节特点的治田作喻，把礼、义、学、仁、乐五元素分别比作耕、种、耨、聚、安，既赋予五元素以相生关系，同时也与每年的农事一样，具有循环不已的特点。

　　我们再来看思孟学说。首先，构成要素并非确定为“五”行，或为仁、义、礼、智四行（四端），或为仁、义、礼、智、圣五行，“德之行五，和谓之德，四行和谓之善。善，人道也；德，天道也。”思孟学说“四行”“五行”以及“和”的说法，与《礼运》“播五行于四时，和而后月生也”的说法呼应，应是对天道中四时和五行两种历法体系的反映。因为人道源自天道，既然天道有一年四时或五行（五季）之分，那么人道也有四行或五行之别，德行之四行与五行应是对天道之四时与五行的比附。

　　其次，思孟试图论证五元素之间也有类似的相生关系，如《郭店楚墓竹简·五行》曰“圣，智礼乐之所由生也”，表述的是智、礼、乐与圣四者的关系，可表示为：智、礼、乐→圣；又曰：“见而知之，智也。知而安之，仁也。安而行之，义也。行而敬之，礼也。仁，义礼所由生也。”这里阐释的是智、仁、义、礼四者之间的关系，可表示为：智→仁→义→礼。作者试图用“见而知之—知而安之—安而行之—行而敬之”的知行过程赋予智、仁、义、礼四者一种顺序，但这种关系与天道五行“木火土金水”、孔子治道五行“礼义学仁乐”的相“生”关系不同，只是一种前后相继的关系，属于作者的主观硬性规定，而非天然的相生关系，因而缺乏与天道五行的类比，且也显示不出循环往复的规律，可以说与天道五行“不类”，因此被荀子批评为“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实际上，思孟五行抛开了天道五行，而径依孔子五行造说，虽名为五行，却是徒有五行之名而无原始五行之义。由于思孟五行不知孔子五行之统绪源自原始五行，即荀子所批评的“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所以才造成了其“无类”。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