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学界虽普遍注意到阳明心学对程朱道学之反动，并站在宋明理学发展的整体视角对心学作出了定位，但对后者的历史哲学研究相对较少。实际上，每一种意识形态必然产生相应的历史观，对于以程朱理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明代而言，心学的出现势必衍生出一种不同于官方学说的新史观。

　　理学史观以理为准绳

　　在阳明心学兴起之前，理学史观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占据着统治地位。理学史观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以“理”作为衡量、判定历史的尺度。以朱熹为例，作为理学之集大成者，他以天理为核心范畴，构建出一整套庞大精深的思辨体系。在朱熹看来，历史不过是天理的流行发用，主张观史必以理为准绳，否则“看史只如看人相打”。可见，在朱熹那里，义理为本，史事为末，如钱穆所言，“朱子之学，重在内外合一，本末兼益，粗精俱举，体用皆备。就某一意义言，则史学属于外末，只及人事粗处用处。若不先在义理之大本大体上用功，而仅注意于史学，此为朱子所不许”。故，朱熹尝试以天理涵容全部历史，而必使二者相参，若义理未明而读史，有舍本逐末之弊；若义理已明而未读史，则不知兴衰得失。以天理为普遍原则和准绳，对历史的评价自然包含了理学立场内的价值取向。

　　依朱熹之见，历史呈现出一个不断倒退的趋势。三代之时是王道社会，古之圣王“至诚心以顺天理，而天下自服，王者之道也”，汉唐时期的君王虽居功至伟，然其功业却基于智谋、心机，“不是自圣贤门户来，不是自自家心地义理中流出”。站在理学角度上看，历史的王霸之辨暗含天理、人欲之别。故朱熹言，“夫人只是这个人，道只是这个道，岂有三代、汉唐之别？但以儒者之学不传，而尧、舜、禹、汤、文、武以来转相授受之心不明于天下，故汉唐之君虽或不能无暗合之时，而其全体却只在利欲上。此其所以尧、舜、三代自尧、舜、三代，汉祖、唐宗自汉祖、唐宗，终不能合而为一也”。

　　心学史观侧重以个人主见断史

　　明初学人史观，大略仍未从理学传统转出，普遍认为史学地位当从属于理学。直到阳明心学出现，明儒史观始现别开生面之风气。阳明早年，亦奉朱子学为圭臬，经龙场悟道，乃觉知程朱理学心、理之分齐，故阳明力图将外在的天理融摄于主体之中，使本心从天理的权威下解放出来，并获得极大的自主性、创造性。在这种本体论之预设下，心学史观也展现出与理学传统不同的一面。较之朱子学所主张的经学先于史学、天理先于史事，阳明提出了“六经皆史”“六经注我”的见解。在他看来，所谓经、史，不过一事，“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牺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异？”又云“五经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恶，示训戒。善可为训者，时存其迹，以示法。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按传统的理解，六经中只有《春秋》可称作史，但是阳明却赋予了其他经典以史的地位。这是因为，一方面，从根源上讲，经与史皆是“道”之记籍，为“道”的现实呈现；另一方面，从效用上讲，无论是经还是史，都能够起到示善惩恶之功。

　　依前一个方面看，阳明之史观承认史为“道”之所载，似与朱子学并无不同，然阳明又有“六经注我”一说，彻底实现了历史观上的革命。此说发端于象山，至阳明而煊盛。阳明认为，若一味读经、解经而不知反求诸心，则违道远矣。故阳明云“盖四书、五经，不过说这心体。这心体即所谓道心，体明即是道明，更无二。此是为学头脑处”。按此逻辑进路，阳明进而将“六经”与本心结合起来，而以后者为主宰。他说：“《六经》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而《六经》之实则具于吾心，犹之产业之实积，种种色色，具存于其家。其记籍者，特名状数目而已。”阳明批评了传统的那种“徒考索于影响之间，牵制于文义之末”的治经之方，而将经典作为本心的记籍，治经之目的乃在明心。综合“六经皆史”“六经注我”二说，可知阳明实是以心体为基础，将历史展开为本心的流行，而经典作为一种现实载体正是对前者的验证。

　　从这一点出发，阳明认为，王道衰落的根本原因在于私欲对人心的蒙蔽。他说：“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术昌；孔孟既殁，圣学晦而邪说横。教者不复以此为教，而学者不复以此为学。霸者之徒，窃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于外，以内济其私己之欲，天下靡然而宗之。”依阳明，三代之后的历史是一个逐渐衰落的过程，而其原因正是人心的没落。在西方，黑格尔哲学同样表现了主观精神和历史发展之间的联系。黑格尔的主观精神称为“绝对精神”。绝对精神就是主体世界，它依靠自身而存在，决定着物质世界，因而是绝对自由的。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即为绝对精神的自我发展、自我实现过程，“自由本身便是它自己追求的目的和‘精神’的唯一目的。这个最后目的便是世界历史”。在某种程度上讲，阳明以历史为心体的现实呈现，与黑格尔将世界历史作为精神之展开的观念若合符节。

　　“三代之治”历来是儒家王道政治的典范与理想，在历史上是否真实存在这一“黄金时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历代儒者都在为实现他们心中的“三代之治”而努力着。诚如牟宗三所言，儒家以尧舜禹三代为政治之理想形态，“是将政治形态之高远理想置于历史之开端。是将有待于历史之发展努力以实现之者置于开端以为准则”。在阳明思想中，亦表现出一种实现“三代之治”理想的志向。但是，与前代某些儒者指望圣王或贤者出现来匡扶天下，阳明试图通过让所有社会成员“致良知”，发明万物一体之心，最终实现理想的社会秩序。

　　心学史观存在牵强附会之弊

　　阳明之心学史观，大略如上所述，逮其殁后，门下弟子往往亦持此说，而影响逾百年。如上所述，阳明建立了心学本体论，将外在的天理内化于本心之中，这就使得一切价值评估皆从个人认识出发，而历史意识亦是建立于道德意识之上。依此进路，则心学史观赋予了学者很大的阐释空间：较之于理学系统下历史必合于天理的价值构建，心学更强调从主观意愿出发，以己意解史，因而能够提出很多异于前人、较为新颖独特的论点。比如，谯周和冯道在正统的史家看来，皆为无节操的佞臣，但是李贽却通过以己意解史，肯定了二者的历史功绩：“孟子曰：‘社稷为重，君为轻。’信斯言也，道知之矣。夫社者，所以安民也；稷者，所以养民也。民得安养而后君臣之责始塞。君不能安养斯民，而后臣独为之安养斯民，而后冯道之责始尽。今观五季相禅，潜移嘿夺，纵有兵革，不闻争城。五十年间，虽经历四姓，事一十二君并耶律契丹等，而百姓卒免锋镝之苦者，道务安养之力也。谯周之见，亦尤是也。”

　　由此可见，心学史观侧重以个人主见断史，他们认为，因各人认识与看法不尽相同，故有无数条阐释历史的进路。这种以己意解史的态度打破了程朱道学以来僵化的论史风气，使明代的史论新意频出，不拘一格。不过，也应看到心学史观的消极一面，就是若以历史为本心之流行，则预设了历史以个人主观之任意发挥为转移，而废置了客观的价值标准。这就造成心学学者在解史的时候，为求新颖而不顾史实及价值取向，以至有随意而发、牵强附会之弊。总的来讲，阳明心学在中晚明之后有着巨大的感召力，以至“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心学史观的形成，打破了理学以天理为历史之主宰的传统，而将天理收摄于一心之中，以本心为历史之主体。从本心出发解释历史，固然易于推陈出新，但完全从己意出发，也容易陷入牵强比附之过于主观化的危险。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南开大学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