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王阳明提出“致良知”说，是正德十五年秋，在赣州（通天岩）与陈九川、邹守益、夏良胜等门人讲学之时；而较为系统地宣讲、阐绎“致良知之教”，则是正德十五年冬在南昌，乃至有钱德洪《阳明先生年谱》所说的正德“十有六年辛巳，先生五十岁，在江西。正月，居南昌。是年，先生始揭致良知之教”云云。

　　对于阳明学界而言，王阳明何时“始揭致良知之教”，无疑属于一个聚讼不已的问题。钱德洪《阳明先生年谱》判定正德十六年王阳明在江西南昌之时，“始揭致良知之教”。黄绾《阳明先生行状》认为，“甲戌（即正德九年），（王阳明）升南京鸿胪寺卿，始专以‘良知’之旨训学者”。而今日的一些阳明学者则倾向于认为，正德三年王阳明在龙场悟道后，始提出“良知”说，理由是钱德洪在《刻〈文录〉叙说》中转录阳明语：“吾‘良知’二字，自龙场以后，便已不出此意。”束景南新撰《王阳明年谱长编》，考定正德十四年既是阳明平宸濠之年，也是其“始悟良知之谜”之年。

　　《答罗整庵少宰书》：“致良知”之说提出的“诱因”

　　正德十五年夏六月，王阳明离开南昌，沿赣江乘舟南下，前往赣州，路经吉安府泰和县之时，收到了友人泰和籍学者罗钦顺的一封论学书信。这封信的起因是，王阳明先前（即是年春天）向罗钦顺呈送了正德十三年七月由其门人在赣州刊刻的《大学古本（傍释）》和《朱子晚年定论》两本书。作为专门研究朱熹的学者，罗钦顺自然不能也不会同意王阳明在这两本书中揭示的“和会朱陆”的主张以及对朱熹“格物致知传”中“即物穷理”说的批判。其实，在前一年（正德十四年）的夏天，罗钦顺在某友人处，也看到了赣州刻本的《传习录》，即今通行本《传习录》卷上，对阳明学的理论旨趣有相当了解。

　　对于罗钦顺这封站在朱熹学立场批判阳明心学的书信，王阳明在《答罗整庵少宰书》中与之论辩。其中，从《大学》的古本、改本问题，到如何理解《大学》“三纲领”“八条目”，王阳明基于自己的心学立场，均一一做出回应，即站在“心即理”的学术立场上，系统批判了朱子学“心外求理”“即物穷理”的工夫论路数。

　　这里，我们不妨看王阳明的一段回应：“学岂有内外乎？《大学》古本乃孔门相传旧本耳。朱子疑其有所脱误而改正补缉之，在某（王阳明）则谓其本无脱误，悉从其旧而已矣。”“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乎？”由此可见，此时的王阳明秉持“学贵得之心”的基本理念，坚决批判朱熹学，并对自己“求之于心”而怡然自得的心学怀有高度的自信。毋庸置疑，阳明“良知心学”的提出尤其是“致良知”说的揭示，正是在与程朱理学家，尤其是朱熹文献的直接“对话”过程中，才逐步酝酿并提出的。

　　赣州通天岩讲学：正式提出“致良知”之说

　　据《阳明先生年谱》记载：正德十五年秋（七月、八月、闰八月），王阳明在赣州与陈九川、夏良胜、邹守益等弟子门人，进行讲学布道活动。八月，王阳明与陈九川等人来到赣州城郊外的通天岩进行游学活动。我们知道，王阳明传播心学的一大途径即是携门人友朋畅游青山绿水之间，进行“寓教于游”式的学术切磋。在通天岩，王阳明赋诗多首，《王阳明全集》“赣州诗”“江西诗”中就有九首。《通天岩》诗云：“青山随地佳，岂必故园好？但得此身闲，尘寰亦蓬岛。西林日初暮，明月来何早！醉卧石床凉，洞云秋未扫。”此诗有石刻传世，落款处有“正德庚辰八月八日，访邹（守益）陈（明水）诸子于玉岩题壁。王阳明山人王守仁书”的字样。

　　通行本《传习录》下“陈九川录”“阳明语录”中，较为详细地揭示了正德十五年秋王阳明与陈九川、邹守益等门人在赣州讲学论道时，提出“致良知”之说的详细经过：“庚辰（正德十五年），（陈九川）往虔州（赣州），再见（阳明）先生，问：‘近来功夫虽若稍知头脑，然难寻个稳当快乐处。’先生曰：‘尔却去心上寻个天理，此正所谓理障。此间有个诀窍。’曰：‘请问如何？’曰：‘只是致知。’曰：‘如何致？’曰：‘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的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尔只不要欺他，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恶便去。……我亦近年体贴出来如此分明……” 通过陈九川记录的这则“庚辰往虔州，再见先生”的问答语录足以坐实：“致良知”说系王阳明本人“近年体贴出来”的。而“近年”云云显系正德十五年秋以前的正德十二至十四年。

　　尽管“致良知”的“体贴”需要一个过程，然而我们可以明确这样一个基本事实：王阳明在正德十五年秋第一次正式提出“致良知”，并与自己的门人辈分享。秋八月，陈九川在通天岩生病，《传习录》下有“九川卧病虔州”云云；将回家（临川）养病，《传习录》下又有“虔州将归”云云。陈九川因在赣州详细听闻了业师阳明先生“近年体贴出来”的“致良知”说，受益颇多，故而在与乃师道别时，即以“良知”为题赋诗：“良知何事系多闻，妙合当时已种根。好恶从之为圣学，将迎无处是乾元。”王阳明接着陈九川的话头说到：“若未来讲此学。不知说‘好恶从之’从个甚么？”王阳明的“来讲此学”的“此学”，显然就是“良知”之学。陈九川离开赣州返家（抚州府临川县）之时，王阳明赋诗《留陈惟濬》：“闻说东归欲问舟，清游方此复离忧。……薜荔岩高兼得月，桂花香满正宜秋。”此处“薜荔岩高兼得月”之“岩高”显然就是“通天岩”，而“兼得月”之“月”，以及下句“桂花香满正宜秋”之时，正好是（正德十五年）仲秋八月十五日左右。

　　此外，王阳明在嘉靖二年所成《寄薛尚谦书》中有这样的记载：“‘致知’二字，是千古圣学之秘。向在虔时，终日论此，同志中尚多有未彻。”此处的“向在虔时，终日论此”云云，也可以佐证，正德十五年秋王阳明于赣州讲学之时，正式提出“致良知”之说。陈九川在《寿大司成东廓邹公七十序》文中也有王阳明在赣州向邹守益、陈明水等“同志”传授“良知”之训的记载：“正德庚辰（十五年），余与东廓邹子再见阳明先生于虔，进授良知之训，遁居通天岩中，久之，咸若有得。”

　　南昌讲学：系统阐绎“致良知”之教

　　正德十五年九月，王阳明由赣州回南昌。先前，邹守益返家安福，王阳明即有书函召邹守益前来南昌，继续讲论良知之学：“自到省城（南昌），政务纷错，不复有相讲习如虔中（赣州）者。虽自己舵柄不敢放手，而滩流悍急，须仗有力如吾谦之（邹守益）者持篙而来，庶能相助更上一滩耳。”据此可知，王阳明“致良知”之教的提出、阐绎，是在与弟子门人辈讲学论道过程中进行的，而“良知”本体的护持、“保任”则是一个漫长的修炼与实证过程。

　　为了亲炙阳明而启悟“良知”之旨，是时，陈九川、夏良胜、万潮、欧阳德、魏良弼、李遂、舒芬、裘衍等门人日侍讲席。而时任江西巡按御史唐龙、督学佥事邵锐守程朱旧学、驳良知心学，唐龙还以撤讲择交相劝。阳明答曰：“吾真见得‘良知’人人所同，特学者未得启悟，故甘随俗习非。今苟以是心至，吾又为一身疑谤，拒不与言，于心忍乎？”当唐龙、邵锐等人对“良知”之训大加质疑时，人多畏避，唯独王臣、魏良政、魏良器、钟文奎、吴子金等门生挺然不变，极力维护师说。

　　通过以上考辨，足以说明，王阳明提出“致良知”说，是正德十五年秋，在赣州（通天岩）与陈九川、邹守益、夏良胜等门人讲学之时；而较为系统地宣讲、阐绎“致良知之教”，则是正德十五年冬在南昌，乃至有钱德洪《阳明先生年谱》所说的正德“十有六年辛巳，先生五十岁，在江西。正月，居南昌。是年，先生始揭致良知之教”云云。在阳明学中，以“致良知”为宗旨，就可以打通“心体”与“性体”的分疏，达至“万物一体之仁”的圆满境界。而“致良知”之教的揭橥，也标志着王阳明良知心学体系建构的基本完成。

　　王阳明正是经历了诸如贬谪龙场、南赣征战、宁王之乱、忠泰之变等“百死千难”，才“体贴出来”“良知”本体，视之为千百年来代代相传的“圣门正法眼藏”而信奉。因此，如果不了解王阳明这一独特的心路历程，而轻易随便地去空谈“本体”、故弄玄虚，“把作一种光景玩弄”，反倒会产生诸多弊端。比照一下阳明后学“良知现成派”，自然明了。为此，阳明在生前便谆谆告诫门人：“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负此知耳！”王阳明在500年前发出的告诫之语，在500年后的今天，对于当下这股方兴未艾但又喧嚣聒噪的“阳明热”而言，无疑是一剂清醒剂。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阳明后学文献整理与研究”（15ZDB00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浙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