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具有典范意义的哲学史写法有两种：一种是罗素的哲学史写法，一种是文德尔班的哲学史写法。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以犀利的言辞、生动的笔墨，揭示了哲学思想与社会政治背景、时代精神气质和人物性格趣味之间多样化、复杂性之关系，把抽象枯燥的哲学史写得活灵活现、妙趣横生，可谓哲学史著作里的史诗。文德尔班的《哲学史教程》则以严谨的概念分析和理论论证，揭示了哲学思维的内在规律，称之为哲学史研究的看家本领一点也不过分。应该说，这两种哲学史写法各有特色、各擅胜场，分别适用于不同的研究进路或不同的研究对象。对于哲学史研究和写作而言，罗素的哲学史写法虽然引人入胜，但文德尔班的写法也许更适合哲学思考的特点。就笔者个人而言，我更喜欢文德尔班那种纯粹哲学史，而罗素的哲学史则包含了不少思想史的意味。

　　倘若我们有志于梳理和重建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就需要兼取罗素和文德尔班已经例示的两种写法，而不能偏废。换言之，我们既需要罗素式思想史研究的进路和方法，也没有必要排斥文氏哲学史写法。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降的人文学术研究，一方面深受社会科学化之侵蚀，另一方面又遭到回归传统学术强劲动力之挤压。正是在这样一种学术氛围和时代语境下，笔者认为有必要澄清一下思想史和哲学史写法的区别，从而凸显哲学史写法的价值与意义。古代中国思想、中国哲学本来是传统学术的一部分，而传统学术中的文史积累又极为深厚，因此近代以来的学人大多取径于学术史和思想史，时至今日仍然如此。然而，中国哲学乃是近代以来学术转型过程中创建出来的新学科，因此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的梳理及重建就应该以探求哲学思维的内在规律为鹄的，而思想史和学术史只是其必要的历史背景和知识基础而已。

　　不少研究者或有意或无意地遵循着思想史写法，似乎早已习以为常了。的确，思想史研究探求思想动机与社会政治、风俗习惯、精神气质之间的关联，既能展现博学的风采又兼得切实之效果。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朱熹的历史世界》等著作堪称思想史写法的典范，晚近汪晖、葛兆光的著作也都是令人钦佩和叹服的思想史写法。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则师法文德尔班哲学史写法，所以能够截断众流，阐释出汉代宇宙论与王弼本体论之不同。牟宗三的著作几乎都属于哲学史写法。陈来的两本重要著作——《朱熹哲学研究》《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精神》，写法虽然有别，然而皆是哲学史写法的产物。如果我们比较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与陈来的《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精神》，不难发现，它们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都很不一样。虽然陈来写过《朱熹的历史世界》的专业评论，惺惺相惜之意溢于言表，但从写法上考量，则各具乾坤、各有洞天。进一步分析表明，思想史写法虽可以为朱熹传神写照，却难以追摹王阳明的精神世界。余英时为什么不写王阳明呢？笔者认为，思想史写法不适于阐释王阳明哲学。因为“良知”概念出现的必然性、“心外无物”“知行合一”以及“四句教”的深邃意味和内在机杼，绝不能在政治社会语境中找到具体的对应物（以及关系），更不能还原为具体的历史事实。可见，启用哲学史方法，才能更好地把握王阳明思想。而《有无之境》对王阳明哲学精神的阐发，堪称中国哲学史研究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总之，思想史写法终究归于历史学，而哲学史写法本质上属于哲学。如果说哲学史是在探究人类思维演进之规律，那么哲学思维的内在规律乃是思想史不能消化的核。对于中国哲学思想史研究来说，思想史写法是基础性的，可以从传统的文史不分家的学术体系自然生发出来，却未免沦为历史学的附庸；哲学史写法则需要淬炼中西、跨越古今，因为在传统学术遗产中找不到这种写法的太多头绪。换言之，中国哲学研究范式和中国哲学史写法蕴含了传统学术所没有的新意思，没有这种新意思就不可能推陈出新，创建中国哲学这门新学问。笔者希望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能认识到这一点，同时也期待着哲学史写法能够披荆斩棘，以更多的创获来弥补传统思想史写法的不足，以哲学方式重新审视和诠释中国古代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