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理论是以不动不变的事物为对象的沉思活动，而实践则是与不断变化的人类事务有关的活动，二者运用的是不同的理性，即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当然，这里的实践并不是理论的应用，伽达默尔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善的理念》一书中提到，“实践哲学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理论科学，理论科学是要被应用到实践中的，就像人们把纯自然科学应用在医学中那样。实践哲学更像是治愈的知识，亚里士多德也经常拿这种知识进行比较。任何将理论‘应用’于实践的言论都预示着亚里士多德在道德语用学中所透露的理论与生活实践之间的分离。”事实上，亚里士多德是在与理论及理论哲学的理想进行深入争辩过程中提出实践哲学的，他把人的实践提升为独立自主的知识领域，认为实践意味着所有实际事务的整体，包括政治以及法律制定，只有解决了实践的问题才能对人类事务作出正确的规定和安排。就政治而言，能够让我们在政治上感到每个人都对自己负责的唯一途径，就是由我们信任的、具有合理性的、负责任的政治家来做出决定。这种合理性或责任性实质上就是实践理性，或称实践智慧，它是将理性引入实践的结果，其并不存在于可以习得的技能或盲目的顺应潮流中，而是存在于一个人对自己合理性的责任之中。

　　在伽达默尔看来，合理性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当我们说某人是个合乎理性的人时，是指他能够经得住充满臆断知识的教条主义的诱惑，能够考虑自己的实际情况而不是武断地妄下结论。人们虽然能够通过自己的行动争取想要的东西，但前提是他必须找到自己的行动依据，这种依据被亚里士多德表述为“事实原则”。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事实既不是那种需要我们自己去说明的陌生事实，也并非理论科学意义上的那种不动不变的事实，而是人文意义上的变化的事实，它所代表的是人生存的具体境况，是最可理解、最为共同的、被我们所有人一起分享的信念、价值、习惯的事实性，是构成我们生活制度的东西的总概念。海德格尔在《存在论：实际性的解释学》中称其为“实际性”，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用一种非常朴素的语言来描述这种事实的特性，“事实就是最初的东西，它就是一个始点。不同的始点是以不同的方式获得的。有的是通过归纳，有的是通过感觉，还有的是通过习惯等等而获得的。对每种始点，我们必须以它的本性的方式理解，必须正确地定义它们，因为它们对于尔后的研究至关重要”。

　　伽达默尔认为，这种事实性是我们行动的原则和首要的、规定性的出发点，在古希腊，它被称为“伦理”。伦理是通过练习和习惯而生成的存在概念，实践智慧这种负责的合理性能够保证它不是纯粹的训练或适应，也不是善恶不分地顺应潮流，更不是天性。伦理表明，我们是在与同伴交换意见中，在社会和国家的共同生活中了解自己、信奉共同的信念和决定。任何只要不是反社会的人，必然会承认他人，愿意与他人交换意见，并建造一个共同的习俗世界。习俗就是指意见一致，其作用不是作为外部规定的规则体系，而是在个体意识与他人意识之间形成信念的同一性，也就是与人们创造的生活制度形成同一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合理性问题。这种合理性与我们说“假如我们想要达到目的E，第一个合理步骤是做什么”的时候，所使用的实用性和技术性意义上的合理性不同，它是指一种责任，当我们想达到一个特定目标时，我们有责任知道哪种手段可以使用，哪种手段因为不符合伦理的美德或至善的目标而不能使用。这种责任性也体现在知识上，知识也是伦理的一部分，因为伦理学不仅是原则问题，我们也要为知或不知负责。在实践智慧的道德和政治意义中，合理性不仅是知道如何实现既定目标，还包括知道如何使用正确的手段。在人类社会中，一切都取决于整个社会如何设定目标并找到正确的手段去实现目标。因此，在人类实践生活的领域中，对理论知识意图的理解比对理论知识本身的理解更为重要。因为在这个领域中，一切理论在得到说明之前，都已经对具有确定内容的合理性理想做出了承诺，或者说都已经带有了实践的特征，这就使得理论科学成为了一种带有内容前提的科学，而这种前提就是实践。

　　伽达默尔指出，人是一种特殊的存在，兼具理论性与实践性。人的兴趣和自我意识不仅关注知识、理解人和事物、了解世界，也同样关注生活实践，它使人区别于自然界的其他生物，并作为社会生物创造出人类的关系、道德和秩序。因此，人既能从事社会实践又能投身于纯知识，既能看也能思，这两种活动体现了人类的优越之处。在伽达默尔看来，亚里士多德在对人的理论兴趣和由家庭、社会组织的教育所形成的人的本质这两者的关系进行分析之后，指出人们能够全身心地投身于理论研究，是以实践知识为前提的结果，这意味着人相对于科学和技术所处于的优先地位。此外，从理论的本质来看，理论一词在古希腊指观察，这种观察并非单纯的看，或者单纯地确认现存的东西，而是一种沉思。沉思不会停驻于某个存在者，而是关注一个领域，因此，理论并不是绝对不变的行为，也不是人们可以凭借它去征服对象的行为，更不是通过对对象的解释从而使其能够为我所用的行为。理论实质上是一种人人都能参与其中的生活权力，每个人只有把他的理论知识组合进他的实践生活知识之中，才能获得所需的实际知识。可以说，生活就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而在人的生活中，实践总是第一位的。正是实践作为理论的前提，实践理性才能具有一种优先地位和合理性的美德，使其能够控制漫无边际的实用主义，就像纯粹理性批判驳斥了理性主义的独断论对理性无限制的使用一样。

　　伽达默尔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对我们关于人及其历史性知识的思想具有一种典范性的作用，因此他试图把这个古典思想中的崇高概念作为哲学解释学的一个基础清楚地表述出来。实践哲学不仅为他对艺术的进一步思考奠定了基础，也为他捍卫解释学、反对现代性中科学和科学方法的入侵提供了绝好的材料。因此，最初以柏拉图为研究对象的伽达默尔最后转向了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在他看来这是非常自然的，因为亚里士多德要解决的正是在柏拉图那里出现的理论与实践的矛盾问题。在《赞美理论》中，伽达默尔谈到，“作为人，我们是始终处于他人之中的社会生物，只有在人类的实践之中，个人才能时不时地转向纯粹的知识”。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