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界对布兰顿的研究相对较晚，但是发展很快。笔者把近十几年国内对布兰顿的研究分为两个阶段：从2003年到2009年是对布兰顿哲学进行初步了解的阶段；从2010年到2017年为第二阶段，国内学界对布兰顿的哲学展开了更全面的研究。

　　4月20—22日，复旦大学杜威中心将邀请美国著名哲学家罗伯特·布兰顿前来举办学术讲座，并将围绕他的哲学思想展开学术研讨。布兰顿是当代分析哲学及新实用主义的代表性人物，近年来受到中国学术界的关注。本文旨在考察中国近十几年来的布兰顿研究状况，总结概括国内研究成果，并对未来研究方向做出进一步展望。

　　初步了解阶段

　　中国学界对布兰顿的研究相对较晚，但是发展很快。笔者把近十几年国内对布兰顿的研究分为两个阶段：从2003年到2009年是对布兰顿哲学进行初步了解的阶段；从2010年到2017年为第二阶段，国内学界对布兰顿的哲学展开了更全面的研究。

　　国内学者对布兰顿的最早了解是与罗蒂分不开的。2003年，《世界哲学》刊登了罗蒂的《当代分析哲学中的一种实用主义观点》和《分析的哲学与对话的哲学》，这两篇译文都提到了布兰顿的推论主义思想。同年，国内出版了罗蒂论文集《真理与进步》的中译本，其中收录了一篇罗蒂讨论布兰顿的论文《罗伯特·布兰顿论社会实践与表征》。这三篇文章可能是国内学者对布兰顿及其观点的最早接触。

　　2004年，在北京举行的“戴维森哲学与中国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安靖如（Stephen Angle）以“戴维森、布兰顿与中国哲学”为题作报告。他指出戴维森和布兰顿向人们证明了比较哲学是何以可能的，为了进一步贯彻戴维森的翻译理论，需要更多地关注布兰顿的工作。这引起了国内学者对布兰顿哲学的极大兴趣和关注。

　　2005年，《世界哲学》杂志第6期以专题的形式发表了三篇关于布兰顿思想的论文，分别是李红的《布兰顿：语言哲学中的哥白尼式转折》、布兰顿本人的文章《理由、表达与哲学事业》（韩东晖译）以及哈贝马斯对布兰顿语言哲学的评论论文《从康德到黑格尔：罗伯特·布兰顿的语用学语言哲学》。李红在《布兰顿：语言哲学中的哥白尼式转折》一文中，简要介绍了布兰顿的学术历程和贡献，并把布兰顿的基本主张概括为三个论题，即理性主义论题、实用主义论题和推论主义论题。《理由、表达与哲学事业》是布兰顿于2001年发表的一篇论文，这篇文章回应了“什么是哲学”的问题，并对推论主义思想进行了系统介绍。在《从康德到黑格尔：罗伯特·布兰顿的语用学语言哲学》这篇论文中，哈贝马斯高度评价了布兰顿的哲学，称《使之清晰》（Making It Explicit—Reasoning, Representing, and Discursive Commitment）一书为理论哲学的里程碑。这三篇文章吹响了国内研究布兰顿哲学的号角，不但使国内学者更加了解布兰顿的哲学思想，也让人们认识到布兰顿哲学在整个哲学历史进程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此后，关于布兰顿的研究论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布兰顿的思想不仅引起了分析哲学领域学者的关注，同时也引起了其他哲学领域学者的兴趣。梁志学先生在2005年《评〈思维的关切——从现今观点看黑格尔〉》一文中就提到了布兰顿对黑格尔哲学的研究（通过罗蒂的报告），他把布兰顿称为“分析派新黑格尔主义者”，提醒国内学者要更加关注国外对黑格尔的研究动态。梁先生的提醒引起了国内黑格尔研究学者的呼应，郁建兴在2009年发表的《黑格尔逻辑学的现象学意义》一文中，就把布兰顿的语言哲学作为理解黑格尔哲学的一个新的切入点。

　　全面展开阶段

　　自2010年开始，国内学界对布兰顿哲学的研究呈现上升趋势。陈亚军教授于2009—2010年在匹兹堡大学交流访学一年，其间每周定期与布兰顿学习和讨论《使之清晰》这本著作。这是中国学界第一次与布兰顿直接对谈，具有标志性的意义。陈亚军归国后在国内学术杂志上连续发表多篇有关布兰顿的访谈、书评、论文，包括《德国古典哲学、美国实用主义及推论主义语义学——罗伯特·布兰顿教授访谈（上）》（2010），《分析哲学、存在主义及当代美国哲学家——罗伯特·布兰顿教授访谈（下）》（2010），《将分析哲学奠定在实用主义的基础上——布兰顿的语言实用主义述评》（2012），《“世界”的失而复得——新实用主义三大家的理论主题转换》，《知行之辨：实用主义内部理性主义与实践主义的分歧与互补》（2014），《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鸟瞰实用主义的路径分歧》（2016）。这些论文极大地丰富了国内学界对布兰顿哲学的认识，拓宽了研究布兰顿思想的空间。与此同时，陈亚军还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发表系列文章，包括《相遇麦克道威尔和布兰顿》（2011）、《布兰顿与〈使之清晰〉（1—4）》（2012）、《值得关注的匹兹堡学派》（2012）、《独树一帜的匹兹堡学派》（2016）等。这些文章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使布兰顿哲学走入公众视野。

　　陈亚军在其著作《超越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实用主义叙事的当代转换及效应》（2014）一书中，以一章的篇幅介绍布兰顿的哲学，将布兰顿的“理性的实用主义”作为实用哲学从古典到现代发展的一个高峰。2015年陈亚军出版著作《匹兹堡问学录——围绕〈使之清晰〉与布兰顿的对谈》，这是国内第一本专门介绍布兰顿哲学的著作，记录了他在匹兹堡大学访学期间与布兰顿的多次访谈内容，所讨论的范围不仅包括布兰顿的哲学观点，同时也包含其他相关的哲学问题，这使我们能够在一个更大的框架中概览布兰顿的哲学图景。

　　在陈亚军的推动下，国内对布兰顿哲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高潮。2011年和2013年先后有两篇专门研究布兰顿哲学的博士论文，分别是孙小龙的《规范、推论与社会实践——罗伯特·布兰顿语言哲学研究》和武庆荣的《布兰顿推理论研究》。前者以布兰顿的语言哲学为中心，较为全面地展示出布兰顿语言哲学的基本内容及其各部分之间的逻辑联系，并对布兰顿的语言哲学的意义与贡献作了恰当的评价。后者进一步关注推论主义，从语义基础、语用根基、整体论、认识论和本体论这五个维度构建并阐明推论主义，揭示其内在发展脉络，展示出布兰顿哲学的体系性。

　　与此同时，国内学术界对布兰顿的研究越发精细，开始对具体的问题或概念进行细致的研究。徐竹在其论文《论布兰顿之规范性实践概念》（2010）和《理性空间的社会化：布兰顿规范性实践概念的社会科学哲学意蕴》（2011）中，从布兰顿的“规范”概念出发考察其哲学。前一篇分析并反驳了自然主义对布兰顿规范性观点的批评，肯定了布兰顿对语言实践规范性的理解。后一篇指出布兰顿的规范性实践概念主张一种“理性主义的实用主义”立场，证明“理性空间的社会化”对在社会科学哲学层面构建规范性概念的重要意义。刘钢在《从形式推理走向实质推理：论布兰顿的推论主义语义学》（2011）一文中考察了布兰顿如何以实质推理取代形式推理从而提出推论主义，并指出布兰顿需要回应来自语义内容表征层面的问题。陈亚军在《社会交往视角下的“真”——论布兰顿的真理回指理论》（2012）一文中，对布兰顿的真理回指理论进行详细介绍，指出这种理论超越了真理冗余论，通过社会实践赋予“真”这一概念以表达功能，从而为实用主义“社会实践优先性”的主张赋予了新的含义。

　　总结与展望：正在启动的第三阶段

　　从2003年到2017年这段时间，国内学界对布兰顿哲学思想的研究呈现快速发展的趋势，而且所关注的主题比较前沿。但与国外的研究相比，国内对于布兰顿哲学的研究有很大的局限性。笔者认为，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国内尚未出版布兰顿著作的中文译本以及关于布兰顿研究著作的中文译本，因此大部分对布兰顿的研究和讨论只集中于具有专业知识和英语能力的学者中，一般的学生以及普通的读者都难以直接了解布兰顿的思想。第二，国内对布兰顿的研究大都是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关于布兰顿的研究著作迄今只有一本《匹兹堡问学录》，这就使布兰顿哲学的最大特色——系统性和整体性——无法直观地呈现出来。由这两点可以看出，目前国内学界关于布兰顿的研究还不完整，也没有真正地将布兰顿的哲学融入到自身的发展之中。

　　对于以上两个问题的解决将成为下一阶段布兰顿研究的核心任务，而且新的阶段已经悄然开始了。陈亚军教授目前已完成对布兰顿《阐明理由》（Articulating Reasons—An Introduction to Inferentialism）一书的翻译，即将正式出版。孙宁博士已经完成了《匹兹堡学派研究》一书，该书通过将布兰顿的哲学思想与匹兹堡学派其他两位哲学家（塞拉斯、麦克道威尔）的思想进行对比研究，使我们对布兰顿哲学的立场和特征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据悉，陈亚军与孙宁还将着手翻译布兰顿的核心著作《使之清晰》。笔者相信，随着这一著作以及相关著作的翻译和出版，国内对布兰顿哲学的研究将会更加完善和深入。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复旦大学杜威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