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逻辑学研究的真正出路在于进一步发展这种逻辑，因为这关系到中国古代逻辑是一个“死的”逻辑还是“活的”逻辑的问题。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逻辑学界曾就“中国古代是否有逻辑”展开过激烈的争辩。进入新世纪之后，这次争辩已逐渐归于平静。不是因为某一方在辩论中胜出，而是大家发现争辩的真正焦点其实在于何谓“逻辑”或如何理解“逻辑”。如果我们将“逻辑”理解为西方逻辑，包括三段论、词项逻辑这样的传统逻辑以及像一阶逻辑这样的数理逻辑，那么中国古代大概就没有逻辑；如果我们接受更为宽松的逻辑观，比如现在流行的文化主义多元论的逻辑观，甚至直接独断地主张中国古代逻辑就是人类逻辑的另外一个组成部分，那么中国古代就有逻辑。不过，恰恰是在搁置分歧、停息争辩之后，中国古代逻辑学研究的困境才真正显现出来：假定所有学者都承认中国古代有逻辑并且承认最基本的逻辑观，即逻辑是研究推理的，我们现在要考虑的是，对于这种逻辑我们能做什么样的研究？或者说中国古代逻辑学能有多大的发展空间？

　　与其他领域一样，逻辑学研究无非分为两种：学术史的与理论原创性的。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所谓的中国古代逻辑学研究实际上就是中国逻辑史研究，主要包括以《墨经》为主的古文文献的整理、编撰、考据、注解以及借助一些视角对墨家、名家以及其他各家学者的逻辑思想进行梳理、诠释与阐发。由于不少古籍文献都存在讹脱错简的情况，以《墨经》为例，字面上读起来晦涩难懂之处甚多，所以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在这个领域的重要发现往往会直接影响到人们对于中国古代逻辑的看法，同样也会影响到人们在中国逻辑学领域内的理论原创性研究。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与西方逻辑史的研究大不相同，中国逻辑史研究的主题其实并不丰富，除了直接相关的文献资料很有限之外，真正具有逻辑思想的哲学家数量也不多。此外，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逻辑史教材与专著已有10部之多，因此，如何避免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在内容上重复、在观点上雷同，就成了今天该领域的学者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尽管有不少学者试图通过发掘更多的古代哲学家和文献来提升研究的新意，但这种做法需要注意区分：（1）谈论逻辑或与逻辑相关论题的文献与（2）在探讨其他领域问题时使用了逻辑推理方法的文献。后者显然不是逻辑学文献，相应地，其作者严格来说也不应该被称为逻辑学家。同样，我们更不能单纯因为某个历史人物能够很好地利用逻辑推理技巧进行辩论或说服别人，就称其言谈包含深刻逻辑思想，就像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一个能言善辩的律师称为逻辑学家一样。所以，中国古代逻辑学研究必须另辟蹊径：必须寻找新的研究视角或研究主题。

　　当学者们为“中国古代有逻辑”进行辩护时，主要采用了非形式逻辑、内涵逻辑、语言逻辑以及文化主义的视角。以《墨经》为例，它对于论辩的作用、推理的依据、有效性的标准以及推理的模式有专门的论述。很明显，《墨经》逻辑与研究演绎推理的形式逻辑对于推理有着不同的关注点和看法，前者所关注的“辟”、“侔”、“援”、“推”这四种推理模式大概都不是演绎的，它们更适用于构造类似于实践论证的“辩”和“说”。所以，《墨经》逻辑与形式逻辑的区别和同样产生于西方的非形式逻辑、论证理论与形式逻辑之间的区别是一样的。只不过，《墨经》逻辑对于论证问题的讨论远没有后者深入和系统化。这当然不能算是中国古代逻辑的缺点，相反，它提供了很多有趣的论题，可以激发当代学者基于较为完备的非形式逻辑框架给出恰当的或更为深入的分析与解答。只不过，上述这些视角和方法目前往往仅被用于证明中国古代逻辑的独特性，其实它们可以得到更为实质性的运用，也只有这样的运用才能为中国逻辑史研究开辟新的发展路径。

　　尽管对古代哲学家的逻辑思想做出更为准确的解读乃至重构很重要，但这本身仍属于逻辑史的研究。中国古代逻辑学研究的真正出路在于进一步发展这种逻辑，因为这关系到中国古代逻辑是一个“死的”逻辑还是“活的”逻辑的问题。在今天虽然数理逻辑已经成为主流，但亚里士多德逻辑以及斯多葛逻辑的有效性观念、关于推理形式的分析等等都在数理逻辑中得到继承。我们可以在这些西方逻辑之间看到延续性。从中国古代逻辑是否可以发展出新的“中国”逻辑，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在中国古代逻辑中找到新的主题，包括特殊的逻辑问题和逻辑方法，以及我们能否对这些逻辑问题给出新的解答、对这些逻辑方法作出新的应用。

　　近来，有不少学者专门探讨《墨经》逻辑中的“推类”思想，这大概可以算作是在这个方面所做的有意义的努力。但就目前的研究成果而言，由此能否产生一种独特的推理或论证理论，尚且言之过早。另外有一种尝试也很值得一提，那就是沈有鼎的《墨经的逻辑学》，这是用形式逻辑的方法分析和重构中国古代逻辑的一个再好不过的例子。在沈有鼎的基础上，张清宇教授提出了几个名辞逻辑系统，这些系统可以被看作是对《墨经》逻辑部分进行形式化、系统化，例如MC系统就是“侔”式推理作为规则添加到一个词项逻辑与命题逻辑的混合系统中去从而得到的扩张系统。在这样的系统中，《墨经》逻辑关于一些推理模式的有效性观念可以得到严格的刻画。按照这种思路，似乎也可以借助现代逻辑的技术去分析推类思想或《墨经》中的其他推理模式以及有效性概念。不过，沿着这样的路线，如果我们有幸获得了新的逻辑或者理论，就可能会面临更大困惑：我们在什么意义上说这些新的逻辑或理论应该被冠之以“中国逻辑”或“中国理论”的头衔呢？中国古代逻辑的“独特性”是否会随着它的发展而消失呢？

　　综上，虽然今天关于“中国古代是否有逻辑”已经不再有什么激烈的争论，但主张中国古代有逻辑的学者们还不能就此宣布获得胜利，因为现在看来，中国古代逻辑学研究面临的问题更加突出，而解决问题的出路似乎并不明朗。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