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侯簋年代与“康宫”问题
2021年04月28日 09:3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4月28日第2156期 作者:苏浩

    鲁侯簋  资料图片

  西周铜器铭文中的“康宫”问题,向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罗振玉在《夨彝考释》一文中较早提出“康宫”为康王之庙的看法,其后唐兰对“康宫”问题进行系统论述,确立了相关铜器的断代标准,即著名的“康宫原则”。此说一出,信者甚众。而郭沫若则指出“康”乃宗庙美称,否定了“康宫”的断代意义,陈梦家、赵光贤、杜勇等学者亦不同意唐兰之说。关于这一问题,至今仍无定论。西周早期铜器鲁侯簋铭文中的“明公”,同时出现于与“康宫”问题密切相关的令方彝中,两器年代可相系联,如果能对鲁侯簋年代进行可靠的断定,将有助于解决西周铜器断代中的“康宫”问题。

  鲁侯簋的年代

  关于鲁侯簋的年代,郭沫若定为成王世,唐兰定为昭王世。诸说不同主要是基于对铭文中“明公”身份及相关史事的不同理解。笔者认为,鲁侯簋铭可与《尚书·费誓》及《史记》记载相联系,所记当为西周早期征伐淮夷、徐戎之事,铭文中“王”即成王,“明公”为周公之子,“鲁侯”即伯禽,其器当在成王世。基于此,令方彝及相关器铭中的“康宫”并非康王之宗庙。现结合鲁侯簋年代及铭文内容,对金文中的“康宫”问题再作补义。为便讨论,兹录铭文:“唯王令明公遣三族伐东国,在狝,鲁侯又(有)咎工(功),用作旅彝。”

  铭文记载周王命令明公伐东国之事,篇幅不长,但对于判定明公身份及周初史事至关重要。可以看出,此时明公已掌握王朝军政大权,既称“明公”,说明此时应当在作册令方彝所记明保初受册命之后,鲁侯簋年代当在成王世,理由如下。

  其一,“王令明公遣三族伐东国”当指成王平叛淮夷、徐戎之事。周初东征是西周历史上的大事,《史记·鲁世家》载:“伯禽即位之后,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并兴反。于是伯禽率师伐之于肸,作《肸誓》。”《逸周书·作雒解》:“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奄”在曲阜附近,学者多无异说。周公平叛了三监之乱,周公子明保继续受王命“遣三族伐东国”,铭文这条记载可以和传世文献相对照,据《周本纪》:“成王既迁殷遗民……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

  不难看出,成王曾东伐淮夷,并亲自到达奄地。其后,自奄归,又有“袭淮夷”之举,铭文所记“唯王令明公遣三族伐东国”与文献所记成王时期向东征伐淮夷系列战争正相吻合。与成王践奄相关的还有西周早期器禽簋,其铭文为“王伐蓋侯,周公某禽祝,禽有肇祝,王易金百寽,禽用作宝彝”。

  铭文同时出现“王”“周公”“禽”等,年代较为确定。铭文中的“蓋”,郭沫若较早以为是“楚之异文”;而陈梦家则疑为“蓋”,即践奄之“奄”,认为“奄、盖并训覆而古音并同”。《左传》中的“商奄”,《墨子·耕柱篇》《韩非子·说林上》均作“商盖”。唐兰亦认为铭文中“王伐蓋侯”即是《书序》所说成王践奄之事,奄在今山东曲阜。铭文所记为周初伐奄之事,“王”即周成王,周公即周公旦,禽即伯禽,人物关系清楚,所涉史事与传世文献对照明确,足证明公簋中的王即周成王。

  其二,铭文“在狝”之“狝”当即《尚书·费誓》所载伯禽誓师之地。今通行伪孔本《尚书》有《费誓》,记载鲁侯伯禽伐徐戎淮夷的战前誓词。《史记》作“肸誓”,《集解》引徐广曰:“肸,一作‘鲜’,一作‘狝’。”而《尚书大传》作“鲜誓”,《礼记·曾子问》郑玄注以及《说文》均作“粊誓”。关于诸字异同关系,学者们多有辨析,刘起釪论证尤详。而郭沫若较早认为此字上半部分从犬字从尒,下半部分所从是邑字,即肹、粊等的本字,本作狝。肹、粊、鲜均假借字。他将此器铭与《费誓》篇联系,可为发覆之论。据《鲁世家》及《书序》:“鲁侯伯禽宅曲阜,徐夷并兴,东郊不开,作粊誓。”《费誓》中誓词的作者系鲁侯伯禽。那么鲁侯簋铭文中的“鲁侯”也应当是指伯禽。

  其三,传世文献所载西周早中期的鲁公中,除了伯禽有参与征伐淮夷、徐戎的战功外,其他鲁公并无战伐之事。据《鲁世家》所载伯禽之后鲁国早中期世系:

  鲁公伯禽卒,子考公酋立。考公四年卒,立弟熙,是谓炀公。炀公筑茅阙门。六年卒,子幽公宰立。幽公十四年。幽公弟沸杀幽公而自立,是为魏公。魏公五十年卒,子厉公擢立……

  鲁侯簋铭文“鲁侯又(有)咎工(功)”,“咎”字习见于甲骨卜辞,郭沫若以为此即“骨”所从之“冎”字,读为过,解为优越,“过工”即优越之战功。马承源读为“咎”,训为大,“咎工”为大功。两说意近,说明鲁侯在伐东国过程中立下显赫战功,其身份事迹与文献中的伯禽正相吻合,那么与此事对应的王自然是成王。

  其四,文献记载,成王之后的西周早期诸王亦无征伐东国之举。成王崩,康王即位,据《史记·周本纪》:“故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而到昭王世,文献记载尤为简略,仅记其南征不返之事,并未提及征伐东国。《周本纪》载:“康王卒,子昭王瑕立。昭王之时,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古本《竹书纪年》记:“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涉汉,遇大兕。”至穆王时,《周本纪》载:“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王道衰微,穆王闵文武之道缺,乃命伯臩申诫太仆国之政,作《臩命》。”周王朝对东国的征伐乃国之大事,目前传世文献关于西周早期诸王的记载中,只有成王时期有征伐东国之事,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康、昭、穆三王时期也曾有过征伐东国的举动。

  “康宫”并非专指康王宗庙

  由以上分析可知,鲁侯簋年代当在成王世,铭文中的“鲁侯”即伯禽,“明公”为周公之子,与伯禽同辈,铭文所记伐东国之事只能发生在周成王时期。再看作册令方彝铭文:“王令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癸未,明公朝至于成周……乙酉,用牲于康宫,咸既,用牲于王。”周公子明保接受周王册命之后,下文即称“明公”,与鲁侯簋铭中之“明公”系同一人。由此可以判断,作册令方彝年代亦当在成王之世,而不会晚至于昭王世,令方彝铭文中的“康宫”自然也就不可能是康王之宗庙。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湖北随州枣树林春秋曾国贵族墓地出土曾公求编钟,铭文提及曾国在西周初年的始封,有“淑淑伯括,小心有德……王客(格)我于康宫,乎厥命,皇祖建于南土”之语。“伯括”学界一般认为即文献中的“南宫括”,亦出现于曾侯與编钟铭文中“伯括上庸,左右文武,挞殷之命,抚定天下”,两钟铭可相对读。曾公求钟铭“王客(格)我于康宫”,“我”当如杜勇所指出的,即下文的“皇祖”,也即曾侯與钟铭的“南公”。据《尚书·君奭》及曾侯與钟铭“伯括上庸,左右文武”之语,不管“伯括”是“南公”的前辈还是两者为同一人,其在“康宫”受册命的年代必然不会晚于昭王时期,由此可证“康宫”非专指康王之宗庙。

  金文中的“康宫”牵涉问题众多,鄙意一部分器铭中“康宫”表示康王宗庙与康王之前即存在“康宫”并非截然对立,如郭沫若所论,“康”字最初可能是宫庙之美称,后被用作康王谥号,“康宫”便有了康王宗庙的含义。因此,西周铜器铭文中的“康宫”并非专指康王宗庙。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责任编辑:张月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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