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就身体属性展开论争
2019年11月12日 09:1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11月12日第1813期 作者:欧阳灿灿

  如何面对男女有别的生理身体,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推动着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女性主义身体理论大致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以法国女性主义先驱西蒙·波伏娃为代表的文化建构身体性别论;以美国理论家朱迪思·巴特勒为代表的文化建构物质身体论。巴特勒的理论表达了对父权制基础即物质身体观的忧虑,也体现了女性主义反本质主义的努力。笔者认为,把性与身体非自然化,其实是脱离存在谈身体;回避身体的物质性,也无益于女性主义走出性别对立与性别霸权的迷局。

  是否有外在于身体的主体

  父权制文化把身体的生理特征视为性别划分的基础和导致两性差异的根本原因,这是一种建立在物质身体观之上的性别本质论,表面上看是客观地解释两性气质、社会分工及地位差异,实则歧视女性、禁锢女性。要从根本上动摇父权制,就必须揭示这一观念的虚妄性。1949年,波伏娃的《第二性》率先对性别本质论展开激烈的批判与反思,随后又有凯特·米利特的《性政治》(1969年)、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的《阁楼上的疯女人》(1979年)等著作对性别建构问题进行了更深入探索。她们认为,两性差异不是生理学上的,而是文化上的。文化体系在观念上对两性气质、行为、心理与地位进行暗示或宣传,潜移默化中固定人们的性别。她们分析社会话语对身体的微观塑造,批判性别本质论所设定的“先天决定论”,把传统哲学中以男性为模型的主体构成论转换为对性别形成的研究,从而把女性塑造成自由的主体。

  波伏娃等建构论者区分了生理性征与社会性别,认为生理并非决定性的因素,性别形成深受社会文化影响,是非自然的。朱迪斯·巴特勒则指出,波伏娃的著名论断“女人不是生就的,毋宁说是逐渐形成的”仍预设了一个外在于身体的主体存在,身体之上还有一个主体。波伏娃的文化建构论阐述了性别差异的根源,认为人在通过他人的镜像把自身客体化的同时,成为主体。女性则是在具有性别规范性的言语行为中,观察揣摩他人意图使自己成为的对象,以此为目标加以效仿而形成的。波伏娃的性别身体背后隐藏着一个可以进行自由选择的主体。

  巴特勒认为,这一主体只是一个虚幻的存在,性别的建构不仅具有强制性,也是使主体形成的原因。主体是性别重复模仿显现的结果,而不是促成模仿行为的原因。人们对某个性别的反复模仿和认同,导致某个具有连续性与一致性的性别主体幻影的显现。巴特勒指出,在被性别规范强制驱使的身体之外,并不存在作为性别形成中介的某个稳定的、连贯的、有选择能力的主体。主体是对某一性别反复模仿后形成的虚假效果,而不是有自由选择能力的行动者,这是巴特勒性别表演论与波伏娃性别建构论的主体观的不同。

  巴特勒批评性别建构论

  巴特勒的主体观来源于身体观,她认为不存在纯粹自然的性与身体,我们的身体即是我们对身体的理解,文化建构身体的过程也就是建构主体的过程。波伏娃认为,幼童时期并没有性别身体意识,身体只是认识世界的手段。巴特勒则认为,波伏娃的描述中存在一个从性到性别的时间过程,于是在社会化的性别之前,就有一个自然的性阶段。她并不赞同这种把性置于前话语领域的主张,而是认为“性”只能是某种可理解的性,人对性的认识必须通过蕴含性别规范的语言来进行,而这一过程必然导致性被规则化。“可理解的”意味着无论性还是性别都是而且只能是某种语言效果或社会话语规则的效果。

  我们只能通过某种规则去认识身体,包括物质性:“性不是简单的事实或身体的静态状态,而是规范性标准,并通过这种标准的强力重复而取得物质性的过程。”并不存在所谓客观自然的物质,物质其实是一套如何物质化的规则,“物质只是话语在性与性别上的沉淀物”。物质要成为可理解的、可见的,就必须依靠规则性的物质化:“成为物质就意味着物质化。物质化的规则恰恰是对身体很要紧的事物,也即身体的可理解性。”人是语言符号中的人,也是具有性别的人,两者具有同一性。很难想象未经语言渗透的事物,也没有不通过语言直接进入意识的性。

  在性别建构论者看来,人为的性别与自然的性相背离,被规范化的性别与蕴含其他可能性的自然身体相对立。巴特勒指出,性与性别的对立是不成立的,因为这种对立的根源即性的自然属性是无法企及的。她认可福柯的话语建构理论,把“性”视为话语建构的结果而非起因,认为要成为有“性”的,就要服从一系列的行为规范,而性就是驯服性行为所显现出来的某种结果:“假如性别是性的社会建构,除了通过这一建构没有别的方式到达性,那么性不仅似乎被性别吸收,而且它就像虚构小说,或是幻想,从前就被安置在一个前语言的地点,而通往这个地点并无直接途径。”自然的性是被语言和文化裹挟的人们无法企及的。物质只可能是理解中的物质,本质就如拉康所说的真实之物一样是无法到达的。巴特勒关注的焦点并非自然的性是否存在,而是身体并不具备先于意义的物质性。

  女性主义的死门还是契机

  性别建构论批判男权话语对性别的建构,但对生理性别则无能为力。在物质性身体面前,犀利的言辞似乎变得柔弱不堪,即使是波伏娃的革命性理论也无法否认性器官的自然存在,对男性生理身体优越性无力辩驳。巴特勒则力图从根本上瓦解父权制社会中身体即命运的观念,但她把身体的物质性等同于物质化规则与话语,试图取消身体的物质特性,也显示出女性主义身体观的窘境:生理物质性身体观是父权制的基础,必须要加以批判;但除了从物质的角度认识身体,似乎又别无他途。笔者认为,需要从身体的角度重新思考性别问题。

  要把性置入身体,把身体重新置入存在。身体是物质性的,但绝非物体。物质的身体一方面是客观的、生理的,另一方面又是我们理解世界、构成知识乃至逻辑概念的根基。身体体验是日常生活具象化思维的基础,也是使理性思维表述得以成立不可缺少的因素。生理性的身体是我们体验世界的方式,这是一般物质不具备的特性。把身体等同于物质,抽离存在谈身体,从逻辑起点来看不具备科学性。脱离存在谈身体,会重入父权制把身体等同物体的窠臼。

  把身体重新置入存在,有助于在新的身体观的基础上思考身体与话语及文化的关系问题。按照巴特勒的理解,性及性别都必须呈现为可理解的规则,也必然受语言或话语的支配,身体被描述为被动的、受造的。但若如此,个体有没有可能真正冲破父权制文化的束缚?巴特勒在这个问题上显然自相矛盾。她把希望寄托在无本质也无原型的身体之上,认为身体在被强制物质化以及性别戏仿中有逃逸父权制牢笼的可能。问题在于这种逃逸如何成为可能?

  笔者认为,承认身体的物质性也就是承认个体存在的有限性,但物质性身体是个体的、有限的,同时也是主动的、开放性的、联系性的。一方面,身体不是物体,没有定性,它时刻向世界敞开,并在与世界的联系中不断选择与改变,因而有开创新局面的可能;另一方面,作为身体存在的人是无可替代的,个体可以从自身处境出发做出选择并促成改变发生。

  人们理解语言,不是接受封闭的指令,而是理解语言凝聚的身体体验及身体的情境关系,因而能依据自身处境表达自己。身体与语言不是各自独立的客体,而是构成相互生成和影响的动态关系的情境,人与语言的关系是体验的,也是动态的、主动的,由此语言实践中个体性别的主动建构就成为可能。

  我们还要从身体角度思考两性和谐共处如何可能的问题。身体是物质性的,但又不是物体。两性生理的不同,既是类别的不同,更是个体性的差异,因此性别问题更大程度上是作为身体性存在的个体问题。作为身体性的个体存在,身体具有边界,但不意味着就无法理解他人。理解他人,就是理解其身体处境与身体体验。身体性的存在是理解他人的基础,也是两性和谐的基本前提。

  总之,身体是生理的、物质性的,同时也是联系着世界与他人的在世存在,而非物体。把握住这一点,身体也就有可能成为女性主义对性及性别问题展开新思考的契机。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张晶
二维码图标2.jpg
重点推荐
最新文章
图  片
视  频

友情链接: 中国社会科学院官方网站 | 中国社会科学网

网站备案号:京公网安备11010502030146号 工信部:京ICP备11013869号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版权所有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使用

总编辑邮箱:zzszbj@126.com 本网联系方式:010-85886809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11-12层 邮编:100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