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笔者在敦煌文献中发现了一份《受菩萨戒法》的写卷，经过考证可知其即是窥基（632—682）所传《受菩萨戒法》。这一发现不仅有助于澄清诸多历史疑案，而且可以帮助佛教研究者梳理清楚南北朝到唐宋时期受戒仪式的发展变化。

　　窥基的《受菩萨戒法》之发现实属偶然，起因是笔者近年来颇为关注唐代菩萨戒的问题，对唯识宗的菩萨戒思想尤为用心。笔者检阅相关资料时发现，汤用彤先生在《隋唐佛教史稿》中提到窥基的著作中有《西方正法藏受菩萨戒法》（以下简称“汤用彤本”）一卷，但已佚失。然而，笔者经过检索发现，现有各类三藏经录皆未提及窥基有此著作。又，汤先生在书中也没有明确指出此说的出处，遂不得而知其根据。此后，笔者发现在窥基的弟子慧沼（651—714）编撰的《劝发菩提心集》中有一篇题为《大唐三藏法师所传西域正法藏受菩萨戒法》（以下简称“慧沼本”）。此题名与汤先生提到的窥基书名高度一致，又根据慧沼和窥基的师徒关系，至少说明这两个本子之间具有一定的关联。与此同时，笔者又得知日本大正大学藏有一份题为“翻经沙门基录”的《西域正法藏受菩萨戒法》（以下简称“大正本”），和一份收录了三种受菩萨戒法的合册文本，其中有题为慧沼撰的《玄奘三藏传来西域戒贤论师戒仪》（以下简称“合册本”）。这些资料汇集在一起，说明汤先生的说法是有依据的，但汤先生所依的应该不是此大正本，否则就不会说其佚失了。

　　笔者把大正本、慧沼本以及合册本比对之后发现，这三个本子内容基本是一致的，可判属为慧沼本，而无法认定为窥基本。因为慧沼所编的《劝发菩提心集》是比较可靠的文献，而从时间上看，大正本和合册本的抄写时间都比此文本晚出，所以可以确定它们归属慧沼本。在随后的资料查找过程中，笔者偶然发现敦煌法藏P.2147号抄本中的《受菩萨戒文》（以下简称“法藏本”）内容与慧沼本竟然高度一致，二本仅在结尾完全不同，其他内容几乎只字不差。法藏本是一个连写本，最开始所抄的即是《受菩萨戒法》，其后又抄写了很多戒律文献。实际上，该本已经为学界所关注，比如曾有学者考察了该本的书法，认为其中有武后时期新造的字，因而，此本至少是出现在武后时代或稍晚。笔者通过比照法藏本与慧沼本中诸多相同的段落，可断定法藏本与慧沼本同源，且都是唯识宗所传的《受菩萨戒法》。

　　但是，法藏本与慧沼本究竟什么关系？二者何者在先？法藏本作者为谁？这都是亟须解决的问题。笔者通过比对这两个本子中内容不同的段落，特别是对法藏本的内容来源进行考察，发现其完全引用了窥基《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幽赞》（以下简称《幽赞》）的部分内容，由此可以预先排除法藏本的作者为玄奘的可能。而根据《受菩萨戒法》全文中还有多处引用窥基文献的情况，可以大致推断法藏本与窥基有莫大之关系。

　　根据笔者的进一步考证，法藏本的作者很可能就是窥基。因为在法藏本中提到“一者厌离有为心、二者欣求菩提心、三者深念众生心”。这三句比较独特的术语，几乎只为窥基所独用，比如在其所著《妙法莲华经玄赞》中，亦有“或因谓菩提心，略为三种：一厌离有为，二求菩提，三深念众生”一句。而窥基的再传弟子们在引述此三句时，往往有所变化，比如慧沼的弟子智周（668—723）在《法华经玄赞摄释》卷一中也曾提及“三心”：“疏：三妙观者，厌离有为、求于菩提、深念有情三心是也。”可以看出，虽然智周引述了窥基的说法，但是最后一心的表述中，却以“有情”替代了“众生”。另外，法藏本所引《幽赞》的文字其实也出现在窥基的《金刚般若经赞述》中，只是二者前后的背景略有差别。这说明窥基有在不同文本间直接移植自己某些文字的先例，那么法藏本中出现《幽赞》原文的辑录内容也可能是窥基所为，而非他人。据此，法藏本的作者可大致推定为窥基，法藏本自然也就早于慧沼本。

　　总体来说，基本可以得出结论，法藏本就是窥基所传的《受菩萨戒法》。当然，此结论是根据现有的历史线索和文献比照得出，随着更多新文献的出现还可以进一步深入考辨。

　　笔者在对窥基所传的《受菩萨戒法》进行考证的过程中，发现此文本对研究南北朝到隋唐间受菩萨戒法变迁史的价值，大致可从三方面展开。

　　第一，澄清了窥基《受菩萨戒法》的学术疑案。正如本文一开始所提及的那样，在法藏本未找到之前，学术界对于窥基是否传有《受菩萨戒法》乃至文本的内容状况都不甚清楚或有一些误解。例如，汤用彤先生仅提及书目而不能得其内容，导致有些学者根据此书名推断窥基所传的《受菩萨戒法》来自印度，并且为玄奘所译。这一推断在大谷大学所藏的写本《菩萨戒纲要钞》（此本大致成书于晚唐到宋之间）中就已经有所暗示。《菩萨戒纲要钞》说：“遂至唐朝玄奘三藏贞观三年秋之比，乘赤马趣西天，诣中印度那兰陀寺正法藏之所，开一代疑，传三聚戒体。……其中基法师尤为上足，仍亲受三藏口说，广制章疏，就中戒门，殊以详审，是以或委述业体，即如《表无表章》等是也，或正教受法，即如《受菩萨戒法》等是也。”这里明确提及窥基所传的正是《受菩萨戒法》。而且根据整个文意来看，作者似乎主张这一《受菩萨戒法》是玄奘从印度戒贤（也称“正法藏”）论师那里获得。这一描述很可能与慧沼本以及大正本题目中突出“西方”或“西域”以及玄奘的印度老师“戒贤”有某种关联。但事实上，无论是窥基本还是后来的慧沼本，都不是由印度梵文本直接翻译过来的作品，其原本都来自中国本土旧有的受菩萨戒法，只是唯识宗人做了一定的修订。当然，玄奘确曾译出过一套受菩萨戒仪式，即《菩萨戒羯磨文》，此仪式本属于《瑜伽师地论》的一部分，有单行本行世，但其与法藏本内容相差甚远。

　　第二，增补了中国受菩萨戒法的传承谱系。土桥秀高曾在《敦煌受菩萨戒仪考》中梳理了南北朝到宋以来在中国流行的受菩萨戒仪，特别是用到敦煌写本考证了这一时期所流行的受菩萨戒仪的传承情况。土桥秀高认为，慧沼本对天台宗的受戒仪具有深远影响，据他考辨所得出的传承谱系如下：慧沼→妙乐（湛然）→明旷→敦煌S.1073（《菩萨戒疏》）→慧思→遵式→元照→宗晓。笔者也曾对这个系统中的所有文本内容进行比对，发现自慧沼之后的《受菩萨戒法》文本结构和关键性术语非常稳定地被沿用下来，由此可见，慧沼本巨大的历史影响力。不过，由于土桥秀高没有发现法藏本，从而错误地认为慧沼本是天台宗受菩萨戒法的源头。现在，法藏本的发现便可将此谱系向前推进一步。

　　第三，为南北朝向隋唐时期受菩萨戒仪变迁提供重要文献线索。在唐代之前，根据智顗的记载，中土所流传的受菩萨戒法共有八种。除《梵网》本、《地持》本、高昌本、《璎珞》本、新撰本、制旨本外，还有依《优婆塞戒经》所制的在家受戒仪，以及专门作为自誓受戒用的《普贤观受戒法》。这些文本大部分已经散佚，但根据智顗的转述大致可知，它们与慧沼本或法藏本在受戒程序上有非常大的差异，而在细节上又有相当多的传承。可以确定的是，唯识宗所传的受菩萨戒仪的原本与隋之前中土流传的诸种本子之间有很大的关联。一种可能的情况是，玄奘对中国古来流传的受菩萨戒法进行了唯识宗化的改造。虽然目前来看，玄奘本尚无迹可寻，但笔者留意到与窥基同时代之道世律师有《毗尼讨要》三卷，其中有“受菩萨戒章”，在结构和内容上与法藏本及慧沼本有诸多类似者。又考虑到道世曾参与到玄奘主持的翻译道场，所以唯识宗人所传的受菩萨戒仪可能与道世所传文本有所交涉，此问题所涉颇广，此处不能详论。笔者认为，法藏本的出现很可能将整个南北朝到隋唐时代的大部分未被充分关注的受菩萨戒法文献盘活，从而为梳理这一时期的中国受菩萨戒仪变迁提供重要的契机。

　　（本文系陕西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金项目一般项目“唐代梵网戒注疏研究”（16SZYB18）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