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之所以能“嫁接”在中国宗教的主干上，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大乘佛教的基本形态符合大一统论的基本思想范畴。第二，佛教有许多思想理念可以补充中国宗教，尤其是儒道两家之不足。

　　原本产自印度的佛教，在公元前后传入中国，经过一千多年的演变，最终变成了“中国佛教”。这一历程一般被概称为“佛教中国化”。方立天认为，佛教是作为一种外来“植物”（或种子）被“移植”到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中，并在此扎根，逐渐成长为“中国佛教”。此可概称为“佛教中国化”路径的“移植论”。近些年来，笔者因为翻译荷兰汉学家高延（J. J. M. de Groot，1854—1921）系列著作的缘故，发现他对“佛教中国化”的路径另有不同解释，可比拟之为“嫁接说”。

　　高延认为，佛教进入中国是“嫁接”在中国宗教“主干”上的。他在《大一统论》一书中指出：“（中国的儒释道）‘三教’不过是从一个共同‘主干’上生长的三个‘分枝’，而‘主干’早在史前时代就存在了。‘主干’即‘天地万物之宗教’，这一宗教有其基本构成要素与外在表征。囊括天地万物在内的‘大一统论’（Universism）就是中国的‘一教’。”高延概括中国宗教的本质，常用到的一个词就是“Universism”。百多年来，很多西方学者都是以高延所创的“Universism”为大的理论框架或知识背景而展开局部的中国宗教、社会、历史与哲学研究。甚至可以说，高延造的这个词已成为西方学术视野里中国（宗教）哲学的一个象征性符号。以往中国学者多把其翻译为“宇宙论”、“天道论”、“一元论”等。笔者以为，高延是据“universe”而创“Universism”。“universe”是“宇宙”、“天地万物”、“领域”的意思，其派生词“universal”则有“普遍的”、“一般的”、“通用的”、“万能的”、“一般性”等意思。另外，高延在翻译中国典籍时，多把“一”翻译为“universal”或类似词汇。“一”者“全”也，即“道”之谓。又按高延思想，中国宗教以“道”为创生、主宰、运行万物的根据，故道能统万物。基于以上理由，笔者将“Universism”一词译为“大一统论”。

　　高延又认为：“耶稣诞生前后各两个世纪的汉代，古老的‘主干’一分为二，一为道教，一为儒教；与之同时，佛教亦‘嫁接’（graft）在‘主干’（a common stem）上。实际上，佛教当时之进入中国，其形态为大乘佛教，仍是一种‘大一统’的形式，因此才得以在古老的主干上存活并繁盛起来。以这种方式，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三教’恰是一个树干的三个分枝；作为三教，仍是为一。”这意味着中国宗教的主干是“大一统论”。此段有两个关键词，即“graft”和“a common stem”。“graft”既有“移植”之意，亦有“嫁接”之意。但从词源上来看，“graft”一词来自拉丁语“graphium”和古希腊语“gráphein”，意为“笔”或“写”；维基词典认为该词接近英文单词“carve”（切口），因与“接穗”相似而命名。结合高延原文上下文语境及该词的词源，笔者认为此处译为“嫁接”较合适。

　　高延“发现”中国宗教有其“主干”，是在1886年9月，彼时他第二次到厦门不久。他曾在日记中写道：“沿着诸多不同主题开始无间断地搜集资料。我观察并记录下关于家庭生活（为此我与中国人住在一起）的细节，继承、收养、妇女的地位、婚姻、丧葬仪式等等……没过多长时间，我发现有一条线索贯穿所有的事情，那么关于所有的东西，就像水晶一样透彻清晰了。”因为有中国宗教这一“主干”，外来的佛教才能“嫁接”在上面。如果不认为有这样的一个主干，也就谈不上“嫁接”，而只能是“移植”到土壤中了。

　　无论是“嫁接”还是“移植”，都意味着外来佛教的“植株”或“枝芽”在异地环境下获得生命的某种存续，在这一过程中，必然要克服种种“排异反应”，其最终形态亦必然与其原有形态有着很大的差异。然而，这两种路径之间毕竟又有所不同：第一，“嫁接”说的前提是认为中国宗教有一“主干”，此即意味着中国宗教在当时流传已久、高度发达且自成体系，统治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承认这一点，那么佛教进入中国，除了“嫁接”之外，别无他途；如果不认为中国宗教有这样的一个“主干”，或者相对模糊中国宗教自身的主体性，只做泛泛而论，则佛教“移植”在中国文化土壤中就是一个比较恰切的比喻。第二，“移植论”强调佛教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存续历程中的主体性、完整性，且具有相对的独立自主性；“嫁接”说则强调佛教在中国宗教大格局背景下的被拣择性，在其后续发展中只有部分要素得到了发展乃至成为主流。第三，“移植论”强调来自印度的佛教有些核心本质性的东西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存续过程中没有发生多少改变；“嫁接说”强调的则是“中国佛教”虽然表层的东西有其佛教特色，但其核心本质不过是中国本土宗教自身固有的东西。

　　佛教之所以能“嫁接”在中国宗教的主干上，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大乘佛教的基本形态符合大一统论的基本思想范畴。第二，佛教有许多思想理念可以补充中国宗教，尤其是儒道两家之不足。关于第一点，高延认为，“佛教如同道教一样，也是一种大一统论的宗教。其思想基础是世界的秩序，大乘佛教称之为法，中国人毫不犹豫地将法等同于他们的道”。至于佛教补中国宗教之不足，高延尤其强调两点：其一是佛教有关来世（轮回）的观念。他认为，自远古以来，中国就存在着一种占据支配地位的祖先崇拜体系，其规则非常精细，儒家和道教皆认可这一体系，并一起将其整理为一种正规制度。无论是儒家还是道教，关于来世生活状态，从未有详细学说向人们阐述，这样就有很大的空缺留待佛教来补充完整。其二是有关涅槃解脱的观念。高延指出，无论是儒家还是道教，都不能满足人们追求更高理想、完美的需求，这是一种至善境界，关于现世生命之后的事情，儒家连提都没提，道教也只是提到一点点，但新进来的佛教则宣传这样的一种解脱，其在现世即可部分或全部获得。

　　正是因为大乘佛教在基本思想范畴上与中国宗教的大一统论相似，而且又在来世轮回与涅槃解脱观念上可以有效补充中国宗教之不足，才得以“嫁接”在中国宗教的主干之上。而之所以只有大乘佛教在中国发展起来，是因为受到“嫁接”条件的限制。高延的结论是：“经过这一方式，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儒释道三教是一个树干的三个分枝，所以三教仍是一个宗教。”儒释道三分枝之中，“儒教”是国家宗教，成为最大的一个分枝，佛教、道教两个分枝的发展一直受到其抑制。所以“中国宗教”较多以儒家祭祀之“礼”等面目出现，但并不等同于儒教。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高延中国宗教著作全集》（18卷本）翻译与研究”（17AZJ00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