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忠伟:天台佛学“开权显实”原则具有方法论意义
2017年03月28日 08:0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3月28日第1176期 作者:吴忠伟 访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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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最早成立的中国宗派佛学,天台佛学是调停中印思想的成功案例,也是整合汉藏语系文化与印欧语系文化的绝佳典范。事实上,天台佛学乃是以“佛学”形式演绎并扩展了中国本土的思想逻辑,其圆融精神不是抽象理念,而是一套有效的思想机制/技术,借此得以实现对种种教法、种种差异性思想元素的调停、整合,进而推进思想系统向更高、更复杂层次的扩展。典型展示天台这一思想机制的即是天台的“开权显实”原则。

  作为天台佛学调停、整合差异教法的一套思想机制/技术,开权显实原则自身有一生成、演进之过程,其原初形态为《法华经》的“会三归一”与“方便”(权法)思想。在印度大乘佛学兴起后,为调停大小乘之冲突矛盾,《法华经》给出了“唯有一乘,无有余乘”的说法,认为佛为教化不同根性之众生,以种种言语譬喻、方便法门说法,故有声闻、缘觉、菩萨三乘之别。这三乘之别非是佛法之根本,乃是基于“方便”原则,体现了佛作为已达觉悟之说法主体的自明性。既然《法华经》中的不同“教法”乃佛应对众生之“有种种欲,深心所著”而给出,故从佛之角度而言,作为“分别”的种种教法乃是“言说”之“方便”(权),其前后之给出并无一阶梯、层次之递进关系,故并无高下之分,而佛之究竟所证则为“实”。

  相对于《法华经》之“言说”逻辑,即以佛之“所证”与对众生之言说“方便”原则处理权/实关系,天台智者大师则基于新的建构性“判教”体系,以开权显实原则来调停、处理教法内部的差异,以确立《法华经》的“妙”义,从而凸显天台佛学作为圆教的合法性。这反映在,智者大师用《法华经》“二妙”概念处理教法之权/实、粗/妙之别。粗/妙之别源于五味教法对诸法三谛关系的表述,“隔历三谛粗法也,圆融三谛妙法也”,《法华经》表述了圆融三谛,故为妙法。而《法华经》之为妙法又有所谓二妙之别,即相待妙/绝待妙。待粗为妙者为相待妙,绝粗为妙者为绝待妙,相待妙乃是在佛之说法化他次第中定位《法华经》,绝待妙则是以《法华经》作为一根本原则,用以转化前之粗法,即所谓“开粗显妙”。故此,相待妙与绝待妙之关系乃是对象语言/元语言的关系。“开权显实”原则有两个方面的扩展:一是从单纯调和大小乘关系,进一步扩展到要调停大乘内部不同教法间的关系,且不同教法之间的前后关系乃是有一递进、阶梯性,体现了不同教法系统本身的高下性。二是不同层次教法间的粗/妙二元对立可以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达成调停,“绝前粗入一妙三谛,无所可待,是为绝待妙也”。借此二义,智者大师确认了其宗《法华经》之思想系统的崇高地位,其意在对“旧有”佛教形态作一“权限化”处理,从而确立“圆教”作为新型佛教形态的合法性。此新型佛教形态之为“圆教”乃在于,其虽仍具有“出世间法”之身份,而实作为一调停世间法/出世间法之“普遍礼法”,故有“一切治生产业皆与实相不相违背”之说。

  相对于隋唐帝国“普遍礼法”之角色定位,由于“唐宋变革”带来的社会的近世化以及帝国分化而形成的“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宋代佛学不再表现为主导性的意识形态,但这并不意味着佛学的式微,相反其以承担“社会职能”的形式主动融入制度社会中。特别是对宋代天台宗人,其“自觉”对自身宗派佛学形态作了“自拘”处理,即把“开权显实”原则应用于自身,将具有普遍性的作为意识形态的“圆教”“权限化”为具有特别职能的“有限”形态,此即是自我定位为作为道德反思体系的“行忏”。由此,天台佛学的“圆教”形式便自拘为非圆教形式甚至权劣之法的形式,正是借此“权限化”,天台佛学获得“制度化”身份,从而有效参与对世俗社会的教化。在此过程中,天台传统的基于“实相论”的教/观双美体系转向了围绕“行忏”展开的行为哲学,体现了“行”对“知”的优先性。于此中,圆教与止观形式均有一“形变”。从圆教来说,判释圆/别变得紧张,圆/别由阶梯关系转为正统/异端关系,而判别标准乃是根据“理体”之具法与否,而不在真如之是否随缘,故有“别理随缘”之说。由此,传统的作为化他法门的“性恶”说转为存有论意义上的“理毒”说,消伏理毒/性恶成为自行之要求,而非化他之方便。与此圆教对应的是新的“止观”形式。一方面,既有的复杂的止观体系化约为围绕“行忏”而展开的“观心”实践,理观与事仪的正/辅关系有一倒转;另一方面,真/妄之争指示了对所观之境的抉择,实反映了“行法”地位的凸显和止观实践的紧张性。因为观心从智者大师的观当下一念心的“简易”原则,转向对当下妄心的必然简择,这不是单纯的“所观”之境的问题,实关涉到“能观之智”,观心二重能所之设置正说明了天台山家以“妄心”生成“观智”之用,故为“敌对种”。这样,传统天台的由教而观之平缓次第即为宋代天台的意在“忏悔”的观心所取代。宋代天台的“行忏”职能定位为宋明佛学的发展确立根本发展方向,故此天台佛学通过净土实践、授菩萨戒行等形式广泛参与到社会生活中,扩展、深化了传统儒家礼学的范围,此与理学的发展适成相反之景象。

  无论是六朝隋初天台之“普遍礼法”的定位,还是宋初天台的“行忏”转向,其背后都有“开权显实”之思维原则的指导;虽然天台前后二期在应用“开权显实”原则时指向有所不同,存有“施用”此原则于自身与否之别,但都遵循同样的逻辑:“权”与“实”的关系是“内在”、“机制”性的,故要“显实”,必须“开权”,不可“舍”权而“达”实。天台的这一思维原则具有普遍的哲学方法论的意义。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张月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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