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明代中后期且半生“僻居西陲”的白族学者李元阳，是在阳明心学已成为理学舞台主角的观念背景下，以明嘉靖五年进士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后来辞官返乡究心性命、参研佛理的“儒释”或“释儒”，其哲学思想渗透着佛道观念、王学精蕴，体现出独特的理论品格。

　　李元阳明确表示自己对待儒佛道的态度：“阳愚以为，道学性命本是一家。故阳之自力，惟以灵知到手即可了事，初不计为孔，为释，为老也。”坚信儒佛道等量齐观的理路。在他看来，佛、儒、道根本上是相通的。“老释方外儒，孔孟区中禅。”儒学中本有禅学的旨意、方法，佛禅中也有儒学的意蕴、精髓。如在复性的修养工夫上，佛谚云：“若要佛渡人，先须我渡我”，这实际上也就是孔子儒学的“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即二者都强调人之自觉的、内在的、主动的自我修为，而非被动不自觉的外在制约。李元阳曾以自己的亲身感受表示：“余始从事格致之学，久而不得其门。里居暇日，得《楞严》读之，始掩卷而叹曰：格致之学，其精蕴具于此矣！……佛说楞严，专为破惑。惑破则知至。”儒学中格物致知之学的精蕴，为佛教《楞严经》所蕴涵；佛教《楞严经》的“破惑”之说，就是讲的儒学格物致知。李元阳认为佛儒具有共同的治国安民作用，如宋代作为儒臣的“宋韩魏公、范文正公、富郑公、司马温公立朝有此力量，皆从佛学中来”。

　　参禅入儒是李元阳佛儒道融合的一种学术理路。他说：“《圆觉》《楞严》《维摩诘所说经》，直指此心，即道精微玄妙，读此然后知子思子之《中庸》，为孔子之嫡传”，认为以佛教经典中“直指此心”的宗旨，诠解以子思为代表的《中庸》学是孔子儒学的真正方向。李元阳哲学在本体论层面的佛学渗入是多而显的，表现在其本体之“性”的本体地位观念、其“性”的性质、状态，以及与之相对立的“心”、“意”、“情”、“识”为外物所“感”、所“惑”、所“蔽”之情状等。佛教《坛经》中关于“性”、“心”及人的眼耳鼻舌身意之间有一形象比喻，即“心地性王”说。慧能把人的色身比为城邑，眼耳鼻舌身为外面的五座城门，意根为里面的城门，心如城中之地，性则如统治此城之王。《坛经》的“心地性王”揭示了“性”的统摄、主宰、主导、根本地位和作用，诠释了“心”、“意”以及眼耳鼻舌身之生“情”之所等对于“性”的依存关系。人之身心的坏灭与否，决定于人之本“性”的“觉悟”。李元阳把这些佛禅观念，纳入其“性”本论之中。此外，禅宗所说“心量广大，犹如虚空。……日月星宿，山河大地，泉源溪涧，草木丛林……总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复如是”的心包万法观念，也被李元阳用来说明“性”与天地世界的关系。李元阳在修养工夫论的层面参佛入儒更显著。如佛教禅宗参究心性有“顿悟”和“渐修”两种方法，一种主张成佛之道应通过个人顿悟，此顿悟源于摒除包括善恶在内的一切思考；另一种坚持只有经过渐修，才能修成正果。李元阳援取佛教的“顿悟”、“渐修”，用以疏解儒学经典《中庸》的“率性之谓道，顿悟此性也；修道之谓教，渐修此性也。顿悟诚而明，知至也；渐修明而诚，致知也”。

　　以儒融佛是李元阳哲学的又一理论进路。从佛教哲学看李元阳参佛入儒，实际上已具有以儒融佛的内蕴；就儒学看李元阳的观念建构则是以儒融佛。李元阳将王学的“良知”、“致良知”，更多地融合佛道观念。如佛教表明“心”、“性”本质状态的“圆明”、“本觉”观念，李元阳阐述说：“人具此性，本自圆明（明是良知，圆是知至）”，以“圆明”疏解人之本性“良知”和“致良知”。李元阳有时还直接把本体之“性”称之为“圆明之体”，称之为“本觉”。他用佛教基本的、重要的或核心的观念，阐释疏解儒学或儒典的要旨精义，更多地融合佛教观念，是其突出特色。

　　在中华传统的主流文化中，李元阳既融佛儒，也合儒道，主要表现在他的“性体”、“虚灵”、“渐修”三种观念上。全真道认为“性”与天道是相贯通的，真性与道体合一。“性者，天地之先，至静至虚之道也。三才万物莫不因之以出生，乃真阳之祖，真命之源，真神之根，众妙之体也。”“性”即“道”，即“众妙之体”，“性”与“道”一样具有本源地位。李元阳吸纳道教的“性体”、本性或本然之性，为其创立“性”本体论获得了又一思想资源。“虚灵”或“灵明”原本佛、道共有之观念，李元阳以“虚灵”或“灵明”来辨分“性”与“心”、“意”、“情”，呈现佛、道兼综特征。道教的全真道不倡“顿悟”，而主“渐修”，认为证道成仙不是一时一世之事，凡得道之人都是因为累世积功修行，顿悟不过是累世修行的结果。李元阳既主顿悟，也明渐修，表明他综合儒释道自成一家言的理论色彩，显示出消化吸收、综合融汇佛道思想，却并不沉溺归本于佛道思想的性质，执着于性理观念，是李元阳基本的思想基点。

　　李元阳是以“良知”、“本觉”之“性”为本体，“格物致知”、“顿悟”、“渐修”和“收放心”为道德修养工夫的“性”本论哲学。其思想特质，实际上是两晋时就已出现的从佛家立场提出的“殊路同归”三教合一观念，或南北朝隋唐以来不同士人学者主张的“三教可一”思想的赓续，也是深受宋明理学阳明学派影响的结果，同时体现出一个民族学者在明代中后期对待佛儒道的理论态度。李元阳坚持的佛儒道融合取向，直接揭橥的是文化的综合交融意义，实质上体现着中华各民族文化互相吸收的民族和谐关系，以及各民族间团结融合、多元一体的深刻精神内涵。

　　（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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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元阳，字仁甫，号中溪，别号逸民，明代大理府太和县人。李元阳自幼沉默寡言，但聪明过人，勤读诗书，尤好文史。明嘉靖元年壬取云贵乡试第二名；嘉靖五年丙戌，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由于参加议论为嘉靖皇帝生父封号的所谓“大礼议”而被贬江西分宜县。后改授江苏江阴知县。任职期间，兴利除害，体恤民苦，并以廉洁著称，当地百姓曾为之立碑建祠，载其种种善举。晋京任户部主事后不久，改任监察御史，负责弹劾官吏、整肃政纪。他刚正不阿，曾直言嘉靖皇帝：“陛下之始即位，以爵禄得君子，近年来以爵禄畜小人”，被同僚称为“真御史”。正是这种直言不讳使他在官场上屡屡碰壁。嘉靖十八年己亥，因上疏请求嘉靖皇帝不要去承天，被贬往荆州任知府。李元阳清正耿直，对政治黑暗、官场腐败的现实极为不满。嘉靖二十年辛丑，借奔父丧，弃官回乡，从此隐居大理40年未再出仕。由于他在哲学、史学、文学、书法、教育诸方面的突出成就，被誉为“史上白族第一文人”，在云南文化史占有重要地位。万历八年病逝于家中，享年8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