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术促成人文主义思潮兴起
2016年02月02日 08:0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2月2日第900期 作者:张炜

  在欧洲中世纪,基督教会之所以能够实现知识垄断,主要依靠两大条件,即经院哲学的教学体系与手抄本这种特定的知识传播媒介。经院哲学试图调和宗教信仰的戒律与人类的理性论辩,将教父教谕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结为一体。就词根而言,经院哲学主要指中世纪学校遵循的教学和学术方法。这意味着它是系统化和尊重权威的。由于深信“思维是一种具有一丝不苟的固定法则的技巧”,所以经院哲学的教学方法是按照规定的步骤,训练学生根据某些预先设立的、已被正式承认的标准来解释文本。首先,老师要教学生对拉丁文本进行语法分析,辨识并解释每个单词的格或词形变化,获得文本的字面意义;接着学生需以固定的方法学习如何通过正统教义得出更高层次的意义;最后学生要上升到学习名言警句的层次,依据代代相传的教义对文本进行批判性阐释。在中世纪英国的教育中心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一名合格的大学本科生也要完成这类“规定动作”方能顺利毕业。

  这种教学方式恰与中世纪主要的传播媒介——羊皮纸手抄本相互呼应。手抄本制作需要耗费大量人力和物力,价格不菲。12世纪时,购买一本圣经抄本的价格有时竟与城镇内一所住宅的价格相当。而学生大都囊中羞涩,根本买不起这样的书籍,他们在课堂上只得以教师根据手抄本进行的宣讲内容作为权威。据说,一名学生被问到在学校里读了什么书时,他说:“我只是听,没有读。” 12、13世纪的西欧,经院哲学占据基督教思想界的统治地位。

  但自15世纪后,伴随着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这种知识垄断地位开始受到强有力的挑战。尤其到了1460年至1470年间,在欧洲各主要教育中心,经院主义的方法都遭到强烈质疑。人文主义者不愿轻易接受正统权威的观点,转而直接研究并自由讨论教父及异教作家的原始作品。在15、16世纪之交的英国,牛津大学在发展人文主义思想方面占得了先机。威廉·格罗辛、托马斯·林纳克和威廉·拉蒂摩尔等牛津学人负笈意大利学习希腊语,理查德·福克斯创办基督圣体学院,科利特在伦敦创办圣保罗学校,推行系统的人文主义教育。剑桥大学的人文主义气息虽然姗姗来迟,但经过16世纪前半叶的不断推进而后来居上,成为英格兰人文主义思潮的三大重镇之一。15世纪中叶以后印刷书籍的出现,使得这一思潮在英国愈发汹涌澎拜,进而冲破原有的知识垄断局面。

  1476年,英国人卡克斯顿引入金属活字印刷技术,在威斯敏斯特成立了英国历史上第一家印刷所。但总体上,至16世纪前半叶,英国本土印制的人文主义书籍种类和数量都非常有限,需要大量从欧洲大陆进口。威尼斯作为15世纪末欧洲人文主义的中心,便是英国图书进口的主要来源地。威尼斯最重要的印刷商阿尔杜斯·曼努提乌是一名人文主义者,他倡导“直接阅读”古典作家的作品,大量印行了柏拉图、索福克勒斯及修昔底德等古希腊哲学家的经典著作,并陆续出版了维吉尔、贺拉斯、奥维德等人的拉丁文作品。此外,像在巴黎、斯特拉斯堡、巴塞尔、苏黎世等地生产的印刷书也都受到了英国读者的垂青。

  为什么印刷书能够博得英国识字人群的青睐?这首先要归功于印刷书成本低廉,价格比手抄本大幅降低;同时,手抄本占用空间较大,而当时学院图书馆本身的空间极为有限,往往比餐具室也大不了多少,很难腾出新地储藏新书;再者,学院图书馆的规章制度不方便教师和学生取用图书,譬如在很多牛津的学院图书馆内,手抄本不能外借,仅高层级教师和学生可以阅览,而一般本科学生很难有机会接触到手抄本。因此,大学教师和学生都愿意购买印刷书。

  上述种种原因导致印刷书对英国思想界显而易见的冲击,这可以从人文主义印刷书的收藏量窥见一斑。当时,牛津和剑桥的一些学院已经开始拥有大量这类书籍。另外,还出现了很多人文主义印刷书的个人收藏家。值得一提的是,从15世纪到16世纪早期,几乎所有的“牛津人文主义者”,都拥有彼得拉克的作品。毕业于剑桥大学的收藏家乌兹维克,由于他是帮助建立都铎王朝的功臣,在宫廷拥有一定的权威。他的图书馆里也藏有诸多印刷书,如普拉蒂纳、哲罗姆以及伊拉斯谟编订的希腊文《新约圣经》。此外,学生也是购买此类书籍的主力。在15世纪30年代的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德斯比普劳图斯更为学生所熟悉,很多人已经开始涉猎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的作品。学生们一旦了解了西塞罗,便会听说德摩斯梯尼,其拥有的伊索克拉底作品数量远比从前的泰伦斯作品更多。

  印刷书的普及使读者可以直接阅读经典作品,并使阅读成为一种个体行为。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印刷书作为一种便宜易得的传播媒介,促进了所谓“脱离语境”或“疏离”的过程。读者能够比较和对照不同文本表达的观点,更容易保持超然和批判的态度,而不是轻易地被一个雄辩的演说家征服。这种批判思维通常被认为是进入现代社会的典型特征之一,而印刷书的功用与文艺复兴思潮的核心思想,即强调人的能动性与创造性相吻合。

  英国人文主义者与印刷书籍的紧密结合,造就了一种新的知识生产与传播体系,并最终孕育出冲击旧有知识垄断体系的强大力量。但是,我们不认同那种将印刷书作用无限放大,认为它是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决定性力量的观点。事实上,知识垄断体系的崩塌同样离不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在中世纪后期,随着西欧区域经济贸易的发展,新兴资产阶级的文化需求大大提升,这构成了撼动原有知识垄断体系的最深层的阶级基础。如果我们将经院哲学体系的式微与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看作是当时英国整体社会变迁的一个方面,那么,从媒介与社会互动的角度来看,我们更愿意认为,传播技术的变革是在与社会其他因素相互影响下才发挥其媒介社会功用的,其自身发展一方面要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另一方面又能够为社会变迁提供契机和可能性。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常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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